契约精神与企业合规建设

正深入研究契约精神在中国和西方的起源和发展,有助于唤醒深藏于中国人心底的文化基因,恢复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敬畏,对于推动当下大批中国企业的合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契约精神虽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主流精神,但考察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也不难发现契约精神以各种形态存在,并且在约束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维持社会平衡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较之西方社会,古代中国的契约精神更多地具有传统文化中"信"和"礼"的属性。在儒家思想中,契约精神以"仁"作为伦理核心,以"义"作为价值导向,崇尚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比较视域下诚信价值观的现代意蕴

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强调个体自律的道德价值,其缠绕着浓重宗法关系的"人格诚信"因缺乏公共性而无法明显衍生出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西方诚信以契约原则为核心,理性主义的"契约诚信"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基本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诚信层面汲取中国传统诚信追求人格完善与道德规范的自律价值,吸纳西方诚信对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契约信守意义,立足于现代社会更多依赖于理性和法治的运行机制,利用制度力量传递诚信价值导向,赋予诚信现代文明内涵。     

中西诚信伦理的文化分野及其现代整合

由于生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诚信伦理在适用范围、价值取向及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并表现出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当前中国的诚信建设,应积极谋求中西互补与融合创新,将中国传统重道德自律的"人格诚信"与西方社会重制度他律的"契约诚信"结合起来,从培育个人内在诚信品质、增强全社会的契约意识以及建立完备的制度规则等方面入手,打造现代诚信社会.     

契约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和作用

契约精神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的，契约精神打破了传统中国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人伦社会，其现代性意义不仅在于它以经济契约手段和法律契约形式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公共精神”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分离的现代公民社会，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法治化、现代化特点。     

强化规则意识 落实依法治企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所谓"规则"通常是指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系列通则的总称。规则系统本身不仅蕴含有公平、正义、秩序等内在的价值追求,还包含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等意蕴。强化规则意识既是法治建设的重     

公民不服从的当代论争与中国语境

"公民不服从"是政治和法律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罗尔斯继承了契约论的传统,认为在近乎正义的社会中,满足了某些基本条件的公民不服从能够规避多数裁决规则潜在的危险。德沃金、哈贝马斯等人分别尝试从不同维度论证公民不服从,他们的论证理路不一,实则殊途同归,即公民不服从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有益补充。对我国来说,讨论公民不服从有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形成尊重法治、信仰法治和捍卫法治的公共精神,而且,作为社会稳定安全阀的公民不服从也将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良序发展。     

透过疫情看新时代"公民道德"的培育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的一次检验.抗击疫情中展示的"社会百态"和"人性众生相",也在社会治理层面凸显了公共灾难的群体危害,因此良性的、现代化的"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首先需要夯实"公民道德"培育的经济基础,其次需要在科学精神、规则精神、平等精神基础上培护公民的"共同体意识",同时还需要在加强党的领导、法治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中打造良性的社会"公共空间",从而为"公民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奠定基础,促进社会公民养成健康的社会"公序良俗",形成以法律规则和公序良俗为基础的精神文明.     

用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基层法治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当代中国的执政路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良法善治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就是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基层干部依法执政与传统文化存在着依法办事面临非正式规则的阻力,在"公权"与保障"私权"中难以把握平衡,个别基层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现状等的现实矛盾。基层领导干部发扬传统文化,努力提升人文素养,将传统的道德修养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石,强化利民富民的民本意识,以培育贵和、创新的精神来形成依法执政文化。     

浅谈现代社会的契约文明建设

受现实和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契约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契约交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契约失灵现象严重,交往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构建现代社会的契约文明需从培养公民的契约意识,建立健全契约交往健康运行的各项保障机制及加强契约伦理建设等方面入手。     

浅谈现代社会的契约文明建设

受现实和传统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契约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契约交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契约失灵现象严重,交往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构建现代社会的契约文明需从培养公民的契约意识,建立健全契约交往健康运行的各项保障机制及加强契约伦理建设等方面入手.     

日本青年的道德教育研究

日本青年道德教育吸收本土(神道教、武士道、稻作文化)、中国(儒家)、西方(宗教、契约)精神,由"和""家""耻"文化和忠诚、集团、责任意识等构成核心,内容包括勤奋敬业、城实守信、服务社会、遵纪守法、团结创新意识,具有空间开放性、时间延展性、实践先行性等特点。在实现传统东方与现代西方、经济发展与道德提升、以人为本与集团主义共进的同时,也存在不足与缺陷。     

法治精神与规则意识之辩证统一

<正>法治精神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中所普遍尊崇的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权力制约、社会和谐等价值追求的总和,内涵十分丰富。规则意识指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为准绳的意识。无论是法治精神还是规则意识,从根本上讲,两者都是追求公平和谐、安定有序,其内在共同价值不言而喻。良性的法律制度有助于建立正确的规则意识,端正的规则意识有助于建立饱满的法治精神;恶性的法律制度阻碍建立正确的规则意识,偏颇的规则意识会阻     

应正视中国社会信任危机

人们之间的道德互信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生活人文化的显著特征.当下中国社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信任危机,其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关系约束机制日渐失效而新的制度约束机制严重缺失,以及道德的位次在社会价值序列中急剧下降紧密相关.走出信任危机,需要加强道德教化,努力培育人们的契约精神、契约意识,特别要加强制度建设,增强人们对制度承诺的信任.     

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

传统中国,政府对商人及商业的平衡政策导向及不断发展的商业形势,为商事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儒家学说与国家制定法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长期的商业交易往来和行业自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商人的道德价值观为原型的商事习惯。至近代,中国被迫融入国际潮流,商事习惯也因此而被烙上时代痕迹,发生一些新变化。此演变不仅表征了近代中国由"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也契合哈特的规则进化理论。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廉政文化建设应摆脱传统“父母官”思维

廉政文化的基础理路中,秉承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认识。现代社会,在充分继承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同时,也应看到为政理念的发展。当今廉政文化建设,应充分、合理吸收"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的内核,突破以血缘关系为出发点的"父母官"理路。     

试论传统诚信文化与现代诚信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诚信就是人与人相处时应诚实不欺，言行一致，恪守信用。中国传统诚信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缺陷。中西诚信文化的比较，旨在于努力促进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规则诚信。现代诚信观认为，诚信不仅是一种公民和法人的理性精神，而且是体现契约精神的道德规范；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重要的法律原则。     

弘扬法治精神的实践机制

<正>法治精神包括多方面内容,从当前问题表现最突出、推进法治建设最迫切的角度看,弘扬法治精神亟需从培育以下"四个意识"入手:规则意识,主要指社会公众对法律等社会规则及其内在价值的认同和自觉遵守;权利意识,即人们对权利及其行使、救济的认知、理解和态度;诚信意识,即从事民事、经济等活动中,都要遵守诚实信用的法律义务;司法终局意识,即社会公众对司法活     

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从身份走向契约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典型身份社会。它有4个基本特征:①社会结构呈现"差序格局";②身份是人们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③身份社会是典型的人治社会;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身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社会,体现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根本特征和价值追求:     

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第三方群体”研究

以中人为代表的契约"第三方群体",是中华法系契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民国云南财产买卖活动中的重要法律现象。其广泛存在于清代、民国云南买卖契约中,发挥居中说合、促成交易、见证立约、担保债务履行和解决纠纷等作用。这些功能的生成,与当时云南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宗族共同体社会结构、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本土文化传统,以及习惯法主导契约法领域的法制传统密不可分。这一群体的作用机理对当代契约制度具有借鉴价值,今天我们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中,应培育"第三方群体"的当代意义替代者,紧扣中国本土实际构建当代契约的"第三方群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