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至善先生的交往

2006年3月4日，叶至善先生不幸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了。这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全国出版界的一大损失。至善先生遗体送别仪式是3月15日上午9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的。当时我正在南方做课题调研，等我回到学校已是3月25日。我去取报刊和信件时，发现“叶至善同志治丧办公室”给我寄来的《讣告》，上面写着：“我国当代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作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小巷总理”的苦经

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昌市的一个居民区当居委会主任。周末．常常当我悠哉游哉出门逛大街时。会遇上脚步匆匆、一头大汗的她，显然这是已经在辖区里忙了好一阵子了。问她大礼拜的怎么还不休息？“我们哪有周末这一说呀!”或是创卫。或是清理“六小”。总之是没得闲。     

黄苇町的采访谈出了真知灼见

北京阎长贵（求是杂志社老干部）看到贵刊第8期“专题策划”中对黄苇町关于整风的采访，感到很亲切。黄苇町是我的同事和老熟人，我以前知道他是经济学家，看了你们的采访后，得知他还是“党建研究专家”。对整风、党群关系等话题，他谈出了真知灼见，我很为他高兴，祝贺他。算起来，我是有将近6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我1955年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对这次整风、整党有很高的期待，     

一位无名老战士的情怀

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在清晨阳光的沐浴下，我来到一位曾为党的隐蔽工作奋斗了大半生的老战士——吴佩申同志的家。叩开吴老家的门，75岁的吴老热情地把我迎进客厅。彼此简短的几句寒暄，使我感到吴老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长者。吴老生活俭朴，家庭陈设非常简单。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话题很快便转入了正题。吴老回忆道：“抗战开始时，我正在读中学，并参加了第二战区的抗日斗争。在斗争实践中，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于是，我怀着满腔的热血，追寻革命的道路，找到了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时间是1942年。当时正值抗…     

厚积中财

在北京金融街的某个餐厅，经常会有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基本都在附近的金融机构工作，或是来自于一行三会的中层领导，或是各大商业银行的业务部门老总，还有券商、基金公司和信托公司的高管。     

善良是一味养心丹

我先生是位乡村教师，上班的途中要经过一个贫困的山村。在村口的石碾上，经常坐着几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我先生经过村口时，每天都会像变戏法似的给老人一些惊喜，或是给老人们带些水果、衣物、新鲜蔬菜，或是给些零钱，或是坐在石碾上陪老人们聊聊天，唠唠家常。     

火红花和尖毛草

有这么一群人，来自城区的各部门，或是风华正茂的姑娘小伙子，或是两鬓斑白的老同志。 有这么一个团队，时刻以“让我来、让我上!”为己任。     

《台声》：阮的好厝边

我是１９９８年到北京的。那一年刚到祖国大陆，人生地不熟，虽然说对周围的环境都充满了新鲜感与好奇，但是，对于当时就读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所招收的台湾本科学生，我还是头一位，尤其是母校的本科生院与研究生院是分别处在北京的卫星城昌平县（现改制为昌平区）与海淀区的蓟门桥，所以当时的我，距离市区是比较远的，而且在昌平，没有半个老乡，所以也就没有机会泪汪汪。自然而然，对于自己生长的家乡台湾，有着相当程度的想念。那时候对于台湾的新闻或是时事动态，基本上来自于中央电视台，因为祖国大陆很大，中央电视台要报道的省份很…     

青春再现——我与北京政协

我今年76岁。人上了岁数,有时常爱回忆。谁没有一些值得眷恋的东西——或是美好的童年,或是风华正茂时的春风得意。有人在中年黄金时期学术上已大有造诣。有的功成名就,等着退离。而我呢?什么最能使我珍惜?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青年和壮年是在平平凡凡、按部就     

一个“东方老外”的忧虑

一个“东方老外”的忧虑（埃及）侯赛因我们国家有句俗语：士居一地四十日，便成那里一居民。我到中国已经两年，因此可以说是半个北京人加半个开罗人。两年前刚到北京时，对北京的了解几近于零，所以“下车伊始”，就以我独特的方法，去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人。我想，了解...     

藏在小巷深处的北京

我从10岁起至今已经无数次地走进北京。北京在我的心中绝对是“神圣”的，在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心中，北京都是至高无上的。我相信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城市能取代北京在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我爱北京，是孩童时从一首歌的歌词中认识她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二）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     

红潮浙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浙江先进分子

20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之一。从1920年2月陈独秀由北京来到上海，开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就有一批浙江先进分子积极参与创建党的活动。直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以前，全国共有党员53人，其中浙江籍就有7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和浙江先进分子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十四岁的小党员

1913年 2月 3日，我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湖山乡茶园村一个贫农家 庭，父亲给我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琼香”。我上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因我是家里最小 的孩子，全家人对我非常好，尽管家境贫寒，但仍送我上学读书。 　　7岁时，我成为本村小学中惟一的女学生。 11岁时，到海口市海南公学读书。海南 公学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办的学校，校长、教育长和许多老师都是中共党员。在这所学校里， 我接受了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启蒙教育，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反帝反封建的种子。我当时曾 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中国茶叶之盛》。老师看后非常赞赏，对同学…     

时事学习

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和人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九届一次会议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在北京闭幕，这是两次换届的大会，也是跨世纪的大会。李瑞环继续当选政协主席；江泽民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鹏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国家副主席．朱基当选国务院总理。委员们和代表们围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等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现了时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两次盛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十…     

我的回忆

正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缅甸华侨,上世纪50年代就与中国共产党有交往。1949年,我在侨居缅甸出生地被邀请出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我又被邀请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当我届满50岁时,缅甸发生了军事政变。在军人政府强制实施的企业国有化政策下,我的所有大小企业都被收归国有。此时,祖国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我从仰光回到北京定居,并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在"文革"中,我对"运动"不能理解,对当时的社会现象也     

祝福这片土地……

在片土地上，在积淀古老文明与展现现代风采的北京，能够遇到这些人，我深深感谢上天赐给我如此的厚爱。我要祝福这片土地，祝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我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克辉先生的初次见面，是在１９９３年随台湾省会计师公会一行人一同到北京拜会时认识的，当时他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初次到北京的我，人生地不熟，但台湾彰化出身的张副主席，见面时立即给予我们一行人亲切的问候和关心，当时便令我对这份来自同乡的温暖感到印象深刻。第二次造访北京，是１９９４年８月，由我亲自带团到北京拜会，并有机会与张副主席做更深入的…     

行云流水二十年

１８年前，在北京和一些医科大学生们座谈时，有同学说我的经历印证了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他们是以我翻译《希氏内科学》的过程来“印证”的。但我却以为这句话未必很准确，因为我的经历其实刚好说明了：有志者事未必能成。我是在５０年代初，在医学院读书时立下...     

张国焘的不可一世和摇尾乞怜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和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党的第一、二、四、五、六届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和统率过8万红军的显赫人物。但是，张国焘却是一个品质恶劣、得势时不可一世、失意时摇尾乞怜，创建党却又背叛和危害党的势利奸佞小人。     

浅浅一海峡 浓浓两岸情

过去的几年,我曾以不同的方式和台湾同胞打过交道：或是蛰伏在福建平潭数周,兢兢业业调查台胞投资状况;或是拎着背包,游走在台湾民宿,听阿公阿嬷讲地道的闽南话;或是在异乡日本,与来自台湾的同学三五成群聚会K歌。而作为全国台联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的志愿者,亦或是主人,接待来自海峡对岸的同龄人,于我却是头一回。我所在的北京分营,因营员航班抵达时间各异,彼此混熟的过程也就有了＂先来后到＂之分,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最初的生疏都迅速融化在彼此浅浅的微笑和家长里短的攀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