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反思与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的侦查手段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对于我国侦查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国和日本两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可以看出,现代法治国家在努力寻求打击犯罪时侦查权的扩张与保障人权时侦查权的规制之间的平衡。基于从价值、操作层面对诱惑侦查的评价,应以规制诱惑侦查中特殊侦查手段与秘密力量的使用为着眼点,确立我国诱惑侦查事前、事中与事后的相关规制制度。     

《域外诱惑侦查理论研究》出版

正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何雷博士的专著《域外诱惑侦查理论研究》于2013年1月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通过对国外诱惑侦查法律规制的重新梳理,借鉴经验,并结合我国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即诱惑侦查措施的研究基点,在厘清我国诱惑侦查存在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诱惑侦查实施现状,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诱惑侦查规制路径,同时提出了对我国诱惑侦查应然性     

论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手段,在侦缉“无被害人之犯罪”案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打击走私、毒品等特殊犯罪必不可少的有效侦查手段。本文对诱惑侦查的必要性、合法性以及侦查活动中如何规制诱惑侦查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和探讨。     

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非强制侦查手段之一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学界更多的是关注这一侦查手段合法性的研究与争论 ,较少有人关注实施诱惑侦查的具体法律规制的问题 ,这一问题在侦查实践中非常重要 ,有必要规范和制订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侦查主体和审批程序以及诱惑侦查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     

诱惑侦查研究

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从法律原则角度看,“机会提供型”基本上是合法合理的,而“犯意诱发型”则可能引起诸多违法后果,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很有必要从学理上对诱惑侦查进行透析,通过法律的规制,明确诱惑侦查的适用条件,建立健全诱惑侦查程序控制和监督机制,落实对违法侦查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逐步把我国的诱惑侦查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     

试论我国诱惑侦查的现状和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新型犯罪屡见不鲜,因该类犯罪具有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和反侦查能力,侦查线索的发现和对犯罪人的拘捕极为困难,犯罪证据的收集更是异常艰难,于是诱惑侦查这种特殊的侦查方法应运而生。诱惑侦查被实践证明是破获此类案件的有效方法之一。然而,由于诱惑侦查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将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制轨道。     

反向规制:审判中心主义下的诱惑侦查目的论

关于诱惑侦查的规制问题,理论上一般遵循为诱惑侦查行为设置严格的适用条件,以此来防止侦查权滥用的研究模式,缺乏从制度目的着手进行研究的路径,而后者可以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在对诱惑侦查的内涵和制度正当性进行考量、对其特殊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通过诱惑侦查的目的来规制这种侦查行为的研究方法,将诱惑侦查视为刑事诉讼制度的子系统之一,进而去理解和运用这项特殊的侦查制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从诉讼整体角度看,诱惑侦查目的包括收集证据、保证证据资格以及提高证据证明力、证明法律事实这三个主要构成要素。     

论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中的理性运用

在毒品犯罪这种隐蔽性高、危害性大的犯罪中,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手段经常被侦查机关所采用。事实证明,这一手段在打击犯罪、侦破案件方面确实具有巨大功效。但是,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立法的确认,在我国的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侦查实务的视角,从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中的效益价值入手,结合我国侦查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通过对运用策略的探讨,力求设计出一种对诱惑侦查合理的法律规制,在公正与效益之间谋求一个平衡点,从而达到诱惑侦查在毒品犯罪中的理性运用。     

诱惑侦查定位之辩——实体法与程序法之争

诱惑侦查,归根结底是一种侦查手段,与程序法上的正当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息息相关。然而,在法学理论界,对诱惑侦查应从实体法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对其进行分析亦或是从程序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规制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倾向于将诱惑侦查问题划归《刑事诉讼法》的范畴,认为诱惑侦查行为应当划归为侦查行为的一种。只有从程序法治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和认识,才能正确掌握诱惑侦查的实质。     

贿赂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之适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贿赂案件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其极可能被政治利用作为政治打击手段,国内外学者倾向于否定其在贿赂案件中的适用。应该说,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诱惑侦查是把双刃剑,在侦查贿赂案件中,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同时也必须对其适用的类型、限度、对象、程序以及救济措施等方面进行法律规制,以限制其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