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近十年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鼓励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参与则被视为在农村地区实现良治的重要途径。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使得农村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职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合作共治,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能否实现良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具有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为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提出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基于治理理论的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弥补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实现对传统廉政治理体系的超越;其二,充分汲取和回应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遵循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内在逻辑。传统廉政治理体系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政党力量主导与国家、社会力量虚弱的矛盾,多元主体参与主体间协同断裂的矛盾,政治廉洁与权力运行效率的矛盾。破解这些矛盾,需要政党、国家和社会力量在廉政建设中走向平衡和协同;需要区分不同权力行为的运行逻辑,通过分类治理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中廉洁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共享”式治理:新时代地方治理新路径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治理类型,其中“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它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主线。地方“共享”式治理的内在本质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为此,地方“共享”式治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党和政府为核心,通过市场、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知识治理的逻辑与运行机理

教育治理现代化不能仅仅凭借单一主体的力量,而是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其中,"知识"在教育治理主体的整合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知识治理在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凸显。知识势差是其逻辑起点,知识共享是其逻辑中介,共识创建是其逻辑终点。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的知识治理在遵循内在逻辑的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的运行机理,主要表现在:以平等协商为基础的知识交互、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知识创新、以权力分享为核心的责任重构以及以合作协调为保障的行动协同。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领导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现实进路

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党的领导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并提供保障,实现了基层的充分政治动员并整合了基层资源。从新中国成立后高度组织化的基层治理模式,到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下的基层自治,再到十八大以来的基层治理创新,党领导人民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大批先进的经验。未来,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基层治理正确的现代化方向,推动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枫桥经验”的实践与启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枫桥经验”中以农村法治发展促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做法．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反映了农民要求法治的诉求,代表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从成都曹家巷“模拟搬迁”运行过程看政府职能转变——基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视角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强调了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有效的政府治理。[1]治理理论的核心在于允许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民参与则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础。社会治理作为与政府治理同等重要的工作,二者为构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共同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2]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视角下看政府职能转变,对促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一字之差,差在哪儿?最大差别之一就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在这个模式下,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呢?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哪里?第一,多元治理主体的培育,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北京清河社区的实验,最大问题是社会没有活力,老百姓不愿意参与     

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

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背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决定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至关重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是赋权不够和赋能不足。在阐释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多维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依托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构建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的分析框架。剖析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发现：“权能”融合机制是数字时代促进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制度赋权保障了农民的治理主体身份,为其权利表达创设了激励机制,数字赋能则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使其逐渐具备实现自由发展的能动性;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重塑的过程是制度优化与技术嵌入不断革新的过程,双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具有阶段性与融合互促性,有赖于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及村民乡村认同感的不断提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应积极搭建参与式治理平台适配数字治理转型,避免数字治理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造成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从微观层面拓展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研究,丰富了赋权增能理论及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应用。     

社会管理创新: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以温江区永宁镇社会管理创新为例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土地流转和农民流动,这些变化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农民的就业方式、自主能力和公共需求都发生了变化,进而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发生变革。成都市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区县开始创新村社治理机制,温江区永宁镇在村社治理中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本文系统总结了永宁镇多元治理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分析了这一实践的绩效与限度,并就以善治为旨归的多元参与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建议。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生态治理中的多元协同:湖北省长江流域治理个案

生态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多元化社会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生态治理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或者政府,而需要寻求多元主体的协同。对湖北省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案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发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趋向多元化;多元治理主体间开始互动融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作为核心行动者并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虽然开始参与到生态治理中但发挥作用不明显;多元主体间的合作融合程度决定了生态治理的整体效能。为破除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困境,需要建立生态治理的专业化机构以更科学的方法协同好政府内部的治理行动,建立市场化的生态治理机制进而协同好政府与企业的治理步伐,建立公众参与制度以协同好公众、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生态治理行为。     

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地方实践及经验启示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探索中,作为国家实验区,江苏省太仓市形成的"政社互动"模式、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的"社团化治理"模式、山东省日照市形成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流程再造"模式,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基础性治理制度体系改革是基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核心、"上下互动"的实效参与是关键。总体上来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其目的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其实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个体解放。     

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应在助推乡村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就内在逻辑而言,乡村有效治理能够充分赋能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驱动力,而且能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塑造良好环境、奠定基础保障。当前,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化”、多元主体治理“离散化”、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影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是核心所在,发挥主体共治优势是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重要抓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坚实保障。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制度构建研究

传统治理视阈下突发事件治理呈现治理主体相对单一、治理理念有待调整、治理模式有待改进、治理手段较为单一等现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突发事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突发事件治理主体应从“单一治理”转向“多元治理”,突发事件治理理念应从“事中管理”转向“全程治理”,突发事件治理模式应兼采“刺激处理”与“预先治理”,突发事件治理应从“线下处理”转向“线上线下并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各级政府、各突发事件应对部门、各主流媒体、各微媒体等应健全突发事件多元主体治理制度、建立突发事件全程疏导治理制度、完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治理制度、构建突发事件信息智能治理制度。     

怎样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

城镇化建设中的乡镇政府治理创新,是推动国家、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全方位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优化乡镇政府治理路径,需要构建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政府治理理念,强化基层民主的建设,培育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乡镇政府"最佳价值"的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