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组织能力和非营利组织

非营利组织(NPO)作为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元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重视,在此过程中,NPO自身的治理问题愈加突出和引人关注。本文首先分析NPO内部治理与其组织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借鉴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对NPO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最后,对我国NPO的治理困境及其矫正进行了探讨。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探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公共危机的治理对政府提出了挑战,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公共危机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主体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必要性、面临的困境、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关建议。     

善治理论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研究

一、善治理论的基本内涵分析 善治（good governance）即＂良好的、有效的治理＂。善治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中产生了治理的范式危机,为了挽救治理的失败,人们转而选择＂优良的、有效的＂治理,善治的概念应运而生。即用成功的、有效的、优良的善治去代替治理的失败。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公共危机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势在必行。市场与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府相比,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专业化、资源动员、行动和视角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发挥危机预警和宣传、社会动员和资源监督、稳定社会心理、关注弱势群体等功能。但我国非政府组织由于受到法律法规、传统管理模式、自身能力不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优势和功能还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需要从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自身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我国现行公共危机管理体制之优势

我国现行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是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制,经过近年来的多次重大应急管理实践表明,这一体制具有体制、机制、组织网络、主体构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公共危机治理的功能;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同时,随着公共危机产生、演变及其危害的新特点、新趋势,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面临着从应对管理范式向治理范式转变的客观需要。     

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之逻辑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创新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对治理效果有直接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创新,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条件下,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危机复合共治＂模式,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和社会大转型所带来的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     

论协同治理视阈下多元善治与正和博弈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治理就开始成为整个学界关注的热点。在众多的治理学说中,＂善治＂一说最具代表性。在和谐社会协同治理视阈环境下,多元治理主体摒弃零和博弈,达成了互动合作的正和博弈关系。我国协同治理范式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作为公共生活治理主体,是相互制约、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互助共赢的基础上谋求具有善治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新局面。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它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困境与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得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成为可能,这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机会。现阶段,囿于社会转型、国家权力、历史文化、社会共识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制度、渠道、程度均存在不足。为此,要多维度地重视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培养,"全景式"地加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建设,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通力配合的联动机制并形成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的社会共识。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与公众有效参与机制研究

公众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对于提升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效率、构建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格局、充分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权利等方面意义重大。现阶段,公众在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时,存在主动参与意识不足、非理性参与行为较多、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为此,应高度重视,并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作的治理新格局,促进公众有效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下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危机频发时期,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单独应对危机,构建一个由政府主导,第三部门、媒体、企业和公民多元参与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框架是必然趋势。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与媒体成了公众心中两大权威,参照协同治理理论,从理念、实践和法制三个维度构建政府与媒体协同治理关系,有利于公共危机的治理。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建设大而好社会与小而强政府——基于“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建设大社会、好社会、小政府、强政府＂与＂良法善治＂是＂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精髓。深入实践＂法治广东＂理论,特别要培育社会自治、厉行良法之治,基于良法行善治。培育社会自治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建设方式。实践派的哲学理论、人群呈正态分布的科学原理和治理经济学的分析,以及行善治所要求的公共治理结构,均支持这一结论。为培育社会自治,需要确立判断良法、善治的标准,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思考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正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民间信仰的乡村治理功能

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从＂单中心＂治理走向＂多中心＂治理,民间信仰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一极＂。民间信仰起到社会教化,促进社会整合的作用。同时,民间信仰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善治。民间信仰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一是民间信仰权威人士参与社会管理,二是民间信仰教团组织独立处理公共事务,三是民间信仰教义、仪式被政府征用,运用到乡村治理中。要使民间信仰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对之应该以自律管理与制度规范兼顾。     

善治视域下我国反腐败中公众参与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善治理念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腐败形势,我国党和政府下大力气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同时,愈加认识到反腐败中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本文以善治理论为视角,根据新时期我国公众参与反腐败面临的形势,探寻我国反腐败中公众参与的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共危机威胁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而公民参与可以及时发现危机,整合社会力量,并对危机治理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较多问题,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政府的支持力度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相关的危机信息不透明、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主体的参与不规范,等等。面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必须从现实出发,正视当前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政府问责,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与能力,规范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参与行为,进而实现公共危机及时、有效的治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

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即治理和善治理论,开始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并被认为是替代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新思想。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治理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善治是以法治贯穿其全过程的,善治和法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在分析善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善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之必然性。并结合法治化的善治的过程研究,认为实现法治化的善治是走向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公共危机治理,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处在转型阶段,不确定性、风险性等因素增加,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提高了危机治理效能。应加强法律体系建设、建立协同治理合作方案、建立信息交流与沟通平台,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为公共危机治理开辟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