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贪污罪立法的考察及反思

明史可以鉴今,我国历代王朝对贪污行为之回应值得我们深究与反思,通过对历代王朝对贪污行为规制的分析、比较,结合古今立法之变,能够对我国的反贪立法与司法实践有所启示。     

贪污与腐败辨析

贪污与腐败是当前人们非常关注且谈论得比较多的社会问题，反贪污、反腐败也是世界性的政治课题。但是，如何把握贪污与腐败这两个既紧密联系又有所不同的概念，以及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的贪污与腐败现象，确实是一个包括专门反贪、肃腐部门在内的人们都需要明晰的问题。贪污...     

可读 可信 可用 可藏——评《中国历代反贪全书》

可读可信可用可藏———评《中国历代反贪全书》郭汉民杨敏之同志编的《中国历代反贪全书》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７７万多字的著作为目前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鉴。《中国历代反贪全书》由三个大的部分组成：反贪事例编、反...     

贪污若盛行吏治必败坏

贪污,是个很古老的话题。贪污行为起源很早,可能是伴随着私有制、伴随着权力的产生而产生的。由于贪污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所以历史上贪污盛行的时代,吏冶一定是败坏的,官场上以至社会上的风气一定是污浊的。历代圣君贤相,只要想有所作为的,只要想长治久安的,无不以防贪、反贪、惩贪为第一要务。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在即位诏书中就向全国宣告说:“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冶?官若奸贪,则贿赂肆行,庸恶幸进,无功冒赏,巨憝得以漏网,良善必至蒙冤。”因此,惩治贪官,法令极严:“官吏贪赃,最为民害……但有贪贿枉法剥     

反腐史上的多个第一

1、1952年4月18日。中央通过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保障了当时“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嘉庆尚且怕和珅

王春瑜先生主编了一部长达九十万字的《中国反贪史》,把从夏商周一直到民国(民国部分只列出写作提纲)反贪污艰苦沉重的斗争史逐一作了介绍,并予人们以反贪经验教训的启迪。在贪污成为国人一块最最严重的心病的今天,它是一本既填补了史学研究空白,又有现实意义的非常及时的书。得书后不禁翻翻,竟不知何故(也许是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印象太     

欧美国家难逃腐败侵蚀

贪污腐败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发达国家也不敢拍着胸脯说没有腐败，只是由于国情不同，程度有所差别而已。最近欧盟一委员强调，欧盟光贪污一项每年就损失1200亿欧元（相当人民币1万亿元）。各国反贪反腐任重而道远，既需要制度的严明，法制的完善，又需要心灵的净化，道德操守的自律等。     

河南首贪伏法记

1970年3月,全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运动中,河南省密县(现新密市)生产资料供应站会计赵全升因犯贪污罪,于1972年1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这是建国后河南省查处的首例贪污数额最大、判刑最重的一起贪污案。因此,在全省引起极大震动,被称为“河南反贪第一案”。即便现在,新密人只要提起此案,也都知道赵全升是密县“万字号”贪污犯,甚至拿他跟现在的腐败分子相比,说:“当年赵全升贪污几万元就枪毙了,现在有些人不知该枪毙几次哩！”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组织变迁与制度同构压力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所处的组织文化主要是东方式的组织文化,即中央集权政体、儒家思想、御史制度等;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面临的组织环境是指新加坡刚独立时生存压力很大,同时,1959年前,它面临的竞争环境或行业环境是指反腐败模式受英国的影响,主要依靠警察部门进行反腐败,效果不佳。通过强制同构,修订了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反贪法。新加坡建立贪污调查局(CPIB)是制度模仿同构的结果,它模仿了古代中国御史制度,从而产生了模仿同构过程;同时,采用独立反腐机构这一模式适合了新加坡的组织文化。通过规范同构,贪污调查局的成员掌握了专业化知识,并通过专业化网络把新加坡的反腐经验向其他国家传播。从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运行机制来看,它与古代中国的御史体制有许多共同特征,更加体现了制度的同构性。     

反贪何其险

王春瑜在他主编的《中国反贪史》《序言》中有三叹。一叹贪官污吏何其多,二叹清官何其少,三叹改革家怎能忘记赃乱死多门。我翻读此书,认为此外还得接着加上一叹:反贪何其险! 上回读毕此书《清朝》一章后,我写了一篇《嘉庆尚且怕和坤》,已有此意。这回读《明朝》一章,这种观感更强烈了。朱元璋是坚决反贪的。他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并将之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管你什么皇亲国戚,该杀该剥皮绝不轻饶。百姓还拥有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特权,反贪有功者受奖……他从“人皆贪”观点出发,把官吏当贼来防,宁错勿漏,一时果然收到效果。但是,不到一百年,朱元璋这一套被他的接班人破坏掉,大贪官陆续出现了。     

汶川震后四川省首例特大涉税贪污案

2012年8月下旬，在四川省检察院、阿坝州检察院、茂县检察院、都江堰市检察院等单位的正确领导和大力协助下。汶川县检察院仅用5天时间，成功侦破“8·31”——四川首例特大涉税贪污大案，为阿坝高原反贪战役谱写出精彩篇章!     

新加坡的反贪经

监视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NCO）“透明国际”公布了2010年度全球腐败指数报告，廉洁水平排名，中国排名第78位，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三国并列第一。综观新加坡的反贪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自律的政党。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在成立之时，就提出了“打倒贪污”的口号，并把党旗的基调定为白色，表明自己的纯洁廉明。     

厉建中:从功臣到贪官

昔日的航天功臣,今日身陷囹圄。这一近日爆出的特大新闻无疑使人们震惊不已。据反贪部门目前掌握的证据显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八任院长厉建中涉嫌贪污350万元,涉嫌受贿的金额为人民币160余万元、美元2万元,涉嫌挪用公款达1.2亿元人民币。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厉建中身兼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和长征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他的腐败也大多发生在扮演双重角色期间,这种双重身份背后的双重体制造就了厉建中的腐败空间。由于客观原因,作为科研机构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是一个行政事业型单位,但同时,火箭研究院又控股“…     

三言两语

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大。贪污就是贪污,小也是贪污,大也是贪污。——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施祖祥说,香港人对贪污腐败的"零容忍"是一种态度,只要是腐败行为,无论大小都不放纵     

唐代如何惩处官员贪赃行为

《唐律》不仅将官吏直接利用职务侵吞公私财产、受贿、从事经营活动牟利等行为纳入赃罪范围加以惩处,而且将官吏收取礼金礼物、接受饮食与食物馈赠、私自借贷官物与私自借用百姓物品等行为也按照赃罪论处。《唐律》将反贪的重点放在监临官身上。监临官作为各部门的长官,握有实权,很容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危害极大。     

读《中国反贪史》三叹

读了《中国反贪史》，余有三叹焉。一　　一叹：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我国以历史悠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的是，我国贪污犯的资格之老，在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夏、商、西周，号称“三代”，建立在广大奴隶血泪、枯骨之上的家天下政权，就其国家机器的完备来说，一代强似一代。但是，远在夏朝末年，贪贿风气已很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问六件失政之事，三项便是贪贿问题。这是他鉴于夏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     

资讯·短讯

今天你是小。慢慢大的时候你就不觉得大。贪污就是贪污，小也是贪污，大也是贪污。——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拳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施祖祥说，香港人对贪污腐败的“零容忍”是一种态度，只要是腐败行为，无论大小都不放纵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效及反思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经历了创立、发展、成熟和强化四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这一制度不断完善,但成熟的监察制度并没有让中国历代王朝的吏治得以澄清,弄权、贪污、腐败的现象依然是屡禁不止。监察制度的失效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朱元璋反贪的历史启示

民本思想是朱元璋反贪的思想基础 ,他深谙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基本道理。因此 ,他痛恨残民害民的贪官污吏 ,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 ,对贪官污吏实施残酷无情的打击。但朱元璋也重视对腐败问题的综合治理 ,尤其注意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管理与监督。朱元璋反贪的成效十分显著 ,而其教训也十分深刻。朱元璋反贪的经验与教训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吸取与借鉴。     

皇帝反贪为何输多赢少——强人反贪困局

宋仁宗时期,刘太后有反贪决心,但不谙官场那一套;宰相王曾、吕夷简熟悉官场情况,但没有反贪决心;王耿有反贪决心,却无反贪智慧一个王朝的初期,最高统治者都有反贪的决心,有的还用铁腕肃贪。几十年后,原先严厉的反贪法令变得宽大,原先峻厉的反贪措施被弃而不用。于是,官场贪腐得以急遽蔓延。到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