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建构

民族教育理论范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与外在的使命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体系,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则贯穿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的逻辑起点、演变动力和服务主体.这一内生逻辑是民族教育理论范式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切入点.民族教育理论范式所存在的"初学步""稳迈步""大踏步"三个发展阶段,分别回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基础、民族话语演进与个体话语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个体话语建构回应并呈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核心关系,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从基础性共识走向整合性共识,民族话语从自动化共情走向联通式共情,个体话语从自觉与自为走向共觉与共为.     

地方经济立法护航供给侧改革

《立法法》的修订扩大了地方经济立法权,与供给侧改革要求制度供给在本质上是契合的。然而经济改革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地方经济立法的积极回应。由此,需要科学构建和适度协调"放""管"结合的地方经济立法,服务和支持供给侧改革目标。     

制度创新的两种模式: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之辩

在制度变迁问题上存在着"自然演进论"和"理性建构论"。辩证地看,"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是可以统一的:二者在时空上存在着纵向递进的关系和横向并存、交错的关系;在作用范围上,存在着宏观与微观的关系。因此,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对两者予以足够的尊重,既要看到自然演进力量的推动作用,也要肯定理性建构力量的积极意义。     

行政决策程序的法治定位及其合理化需求

《纲要》和《决定》基本体现了中国建构法治政府的理论逻辑和制度架构,其中关于行政决策程序的基本框架尤显突出。行政决策程序需要在行政国家时代的新式法治框架下获得规范定位,其在体现现代行政回应性伦理的同时,也产生了超越形式合法性的合理化需求。这一需求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制约和补充的三个层面:回应规则化需求的行政自我立法、回应理性化需求的专家作用以及回应民主化需求的公众参与。负载有限政治功能的行政决策程序建构有利于探索一种适合中国法治转型的"行政宪政主义"。     

国外自由贸易港专门立法的启示

国外自由贸易港建设起步早,且大多进行了专门立法,遵循了"先立法、后设港"的实践发展模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自由贸易港立法经验。其主要特征包括:授权立法与自治性立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清楚划定政府与企业边界;透明的程序规制;注重权利救济。国外自由贸易港立法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制度变迁方式理论的演变发展及其缺陷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制度变迁的效果主要由制度变迁的方式决定。区分制度变迁的方式存在三个模型: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与供给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自发演进的制度变迁和人为设计的制度变迁模式;激进式变迁方式与渐进式变迁方式模式。本文对制度变迁方式理论的演变、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并指出目前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还在发展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与私权话语——以国家治理转型为阐释背景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中国民事立法,其进程深嵌于国家治理变迁逻辑之中,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私权话语的价值确认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对此予以认知和阐释是探寻中国民法典时代何以开启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转轨与民法的重构为重新发现私权话语铺垫了基础;改革中市场逻辑的确立与民事立法的制度回应助推了私权话语的勃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转型,以民法典编纂为驱动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拓宽了私权话语的未来空间。中国私权话语及其制度的不断强化和完善,成为推动国家治理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国外学者研究民主化的新动向——以国际因素为视角

长期以来,民主化被认为主要是国内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互动的产物,国际因素未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研究范式的兴起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学者们在从事转型研究时再也无法忽视国际因素.民主化有两幅面相:国内面相和国际面相.民主化不仅是国内的政体变迁、政治改革的过程,也是对全球、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种回应,是建构强势国家可以接受的政治体系的过程.对民主化中的国际因素进行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新动向.     

《民法典》对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回应及实施效果提升

《民法典》与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之间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具有非常相似之处,《民法典》回应裁判要点可以产生双赢效果。在《民法典》编纂环节,《民法典》已经在回应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极回应和消极回应两种回应类型,前者可以细分为增加式、删减式、优化式,后者可以细分为默认式、回避式、排除式。积极回应可以理解为填补活动,与解决法律运行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践需求、《民法典》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需求、构建多维科学的民事法律体系的体系需求有关;而消极回应则可以理解为留白,与宏观的法源效力壁垒、中观的法律本质特征、微观的要点质量参差有关。在《民法典》实施环节,得到不同回应的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可以通过规则的案例溯源、典例示范、要点评估报审入法等途径,帮助提升《民法典》的实施效果。     

3D打印中异体复制行为之定性

3D打印技术在运用过程中会涉及异体复制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异体复制的规定历经变迁,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长久不息的争论。运用比较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的方法对现行法律规定进行论证可知,《著作权法》中的复制应包含异体复制。现正值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际,立法必须对异体复制予以回应。     

为"大综合一体化"提供法治保障——《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解读

《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由浙江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11月25日审议通过,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这部率先全国在综合行政执法领域出台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总结提炼浙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验,积极回应和破解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体现了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的紧密衔接,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改革须坚持“立法先行”

正中央文件首次确认"立法先行",积极发挥立法的引导促进作用,实现立法与改革良好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论断。"立法先行"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法治与改革关系进行系统审思而得出的深刻总结。"立法先行"回应了全新的时代命题。改革三十年后,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基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建构与成本效益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构建和谐刑事司法实体效益的有利保障。这一制度的建构应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在必要的经费保障基础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应采取法律与司法解释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在制度方面应采用专门法律制度与司法实践机制相结合的实效模式。     

论我国《电信法》的制定

我国电信业在技术应用上与国外差距不太大,但是我国电信业立法现状堪忧,已成为约束整体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加快出台符合国情以及WTO规则的《电信法》,已经成为电信业回应WTO挑战的当务之急。本文从剖析世界各国电信立法改革的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电信立法的现状,对《电信法》的性质、宗旨、原则、管制内容、体系结构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之甄别——“历史真相”隐喻对确立“回应型侦查模式”理论基址的启示

我国理论界有回应型侦查模式与主动型侦查模式的论断,但长期以来对两种模式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其理论基址却鲜有研究。与历史调查中搜集史料证据以建构＂历史真相＂的路线相一致,回应型侦查的行为逻辑是认识与证明案件这一＂历史真相＂,它表征了＂侦查事实＂的向度、宽度、精度和容度。在回应型侦查活动中,认识＂侦查事实＂和证明＂侦查事实＂是一对既具有相合点、又具有不合点的问题,历史哲学的理论范式为辨析其中的不合点提供了一种方法和工具。研究回应型侦查模式的理论基址有助于侦查学理论本体性的重构。     

制度赋能与专业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工作发展的双重动力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催生的多重社会问题需要由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形成的保护性行动加以遏制，由此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互动系统。作为一种独特的专业行动，中国社会工作自恢复重建以来得以快速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在于：政府制度赋能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自我建构。制度赋能体现为国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社会工作的制度扩散与合法性建构，通过制度驱动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演进；专业建构体现为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建构、体制建构形成对制度驱动的反映性行动，以及对社会问题的专业性回应，由此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本土进程，彰显其在制度优势框架下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社会工作的这种双重发展动力共同推动着社会的生长，成为有效抵制自由市场扩张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多重风险生成的保护性机制。     

英国社会保障立法体系的演进与运思

英国是老牌工业化国家,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颁布《济贫法》和宣布建成福利社会的工业化国家,其"福利国家"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本文通过对英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演进过程的梳理,总结和归纳英国各个历史阶段社会保障立法的形成及制度规范,阐述了英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大发展的时代,传统的"家庭保障"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借鉴英国社会保障的立法经验,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会保险体系,并将广大农民也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之列,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重要议题。     

“网络问政”中的回应性——对K市领导信箱的一个探索性研究

近年来,网络问政平台的涌现带来了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的革新,但技术的升级未必意味着政府回应性的真实提升。已有研究揭示了网络问政中存在政府回应的"选择性"与"有条件性"问题,但普遍存在测量方法的间接性和测量内容的简单性局限。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回应质量究竟如何,我们依旧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缺憾,选取K市领导信箱为研究对象,对其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情况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研究发现,K市政府回应与公众所提问题类型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回应时效、回应内容和问题解决方式上整体质量不高且存在不确定性,其透露出的是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专断性、官僚式与形式化的治理思维惯性。探索合作治理型的回应模式,并通过制度化建设为之提供标准化、规范性的实践依据,是改进网络问政中政府回应性的应有之义。     

中国宪法学的研究范式与向度

江国华在《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宪法学的研究范式与向度关涉宪法研究的理论立场、逻辑进路与认知方法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总体特质与演进趋向。在其理想模式下,中国宪法的研究范式大致可以概称为客体宪法学、宏观宪法学、静态宪法学以及形式宪法学,等等。但在宪政体制基本成型、宪法理论体系亦渐次成熟的条件下,其研究范式有向主体主义、微观主义、动态主义与实质主义演进的外在压力与内在向度。     

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立法模式重构

著作权侵权行为立法模式变革是我国著作权立法完善的理性选择。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应比较借鉴各法域立法模式以反思我国现行立法模式的缺陷及成因,进而抽象出＂概括性规定＂,改造现有＂具体性规定＂,批判性地建构概括式和列举式并举的二元立法模式,整合现行民事与行政救济路径下多样化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类型,达致著作权侵权行为立法逻辑规则与认知结构、技术功能与制度效应的双向互动和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