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平衡计分卡”理论的公安机关绩效考核体系实证研究——以北京市昌平公安分局为例

作为国家的治安保卫机关，公安机关担负着“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重大使命，是重要的刑事司法力量和治安行政力量。公安机关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加强公安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重要工具，在评估和改进公安工作，推动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提升公安机关履职能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现代绩效管理制度，已经在企业管理及公共组织部门管理中展示了其重要价值。运用“平衡计分卡”的基础理论，研究设计适用于公安机关的“平衡计分卡”体系，可以科学、动态监控公安机关战略实施状况，提升公安机关工作效率。     

关于建立“学习型公安机关”的思考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紧跟世界时代进步潮流，中共大连市委做出了《关于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决定》，动员和组织全市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热潮之中，这是确保大连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战略决策，是实践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大连市公安局于2001年10月做出了《关于把我局建设成学习型公安机关的安排意见的通知》，对大连市公安局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如何建设“学习型公安机关”、怎样建设“学习型公安机关”进行了全面部署，必将为大连市公安局创建“学习型公安机关”…     

全警发动 全线出去 全力攻坚——萧山区公安机关打击整治“两抢”犯罪大会战战果斐然

从今年3月起，萧山区公安分局积极响应省、市、区政法委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号召，始终秉承“零容忍”理念，在全区强势开展了打击整治“两抢”犯罪大会战。全区公安机关紧抓战机，迅猛出击，沉重打击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两抢”犯罪活动，成功破获了一大批影响大、危害严重的省、市督办的“两抢”案件。     

关于“破小案”工作机制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建立“破小案”工作机制，是贯彻落实公安部提出的“既要破大案，又要管小案”重要精神的一大举措，也是基层公安机关践行执法为民、关注保障民生、回应群众期待的具体体现。当前基层公安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大案轻小案的情况，如何使基层公安机关重视和加强对小案的侦破，机制建设非常重要。要转变思想观念，找准“破小案”与保民生、保稳定、创满意的切入点；要坚持务实求真，全面夯实“破小案”的基础工程：要拓展侦查手段，强化信息应用、审讯突破和情报侦控能力；要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破小案”的最大合力和支撑；要实行常态化操作。形成规范化的机制保障。     

论公安专科院校“321“教学模式

“321”教学模式是为适应公安机关一警多能的要求而提出的教学构想。这一模式具有整体性、协调性和层次性的特征。在实施“321”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必须进行科学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采用先进的教学管理方式和适宜的学生警务化管理以及合理的实践性教学安排。通过实施“321”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为公安机关输送高素质的毕业生。     

建立公安“三基”工程建设长效机制路径探析

“三基”工程建设最能有效地满足公安工作发展的基础性需求、保障性需求和持续性需求。公安机关要从建立获取公安工作发展的外援力、激活公安工作发展的内驱力的长效机制入手提升公安机关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紧贴公安机关核心职能，构建经常性严打、社会治安防控、队伍建设责任“三大体系”，传承“三基”工程建设成果。     

“打防控”一体化是一种新思维新理念新工作

在传统社会里,打防并举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有效途径。在目前的动态社会里，“打防控”一体化是一种对社会治安具有针对性效果的新思维、新路子。与打防并举相较，“控”在公安工作中应体现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的，即“控”是一种战略思维；第二个层次，“控”是一个工程；第三个层次是微观的，即“控”是一种战术应用。着力推进“打防控”一体化建设，要突出重点。建设一体化工作的“大脑”——以指挥中心为龙头的现代指挥决策系统：建设一体化工作的“参谋部”——灵敏高效的信息情报中心；紧紧抓住“控”这一环节。突出其连接“打”、“防”的作用。     

“小案”侦查治理效能研究

近年来，盗窃、诈骗、抢夺、电信网络诈骗等多发性“小案”一直是社会危害面最广、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问题。治理“小案”的水平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为了更好提升“小案”侦查治理水平，使公安机关尽快适应“小案”发展演进的新趋向，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和逻辑框架，共同集成“小案”侦查治理效能提升之策，可为优化“小案”侦查治理水平提供借鉴与参考。     

论按社会治安发展规律科学践行“两个最大”理念

“两个最大”理念的确立对基层公安工作目标、考核评价、警务边际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基层公安机关广泛而深入的具体实践为更好践行“两个最大”理念提供了土壤。在当前形势下，公安机关应当坚持“主动”在先，立足实际，科学把握和遵循治安规律，紧握治安驾驭权，肩负起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警情常量”可为治安防控精确化奠基

“警情常量”是包含110、治安、刑侦、户籍（含流动人口信息）、出入境、派出所及公安队伍建设等警情在内的一系列常态化数据体系。基于全国警情联动机制的构建。北京市、杭州市、郑州市等地公安机关近几年先后开展了“警情常量指导警务工作”的改革实践，结果表明，分析运用“警情常量”对提高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确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十分奏效。比较“警情常量”与“破窗理论”。“警情常量”实际上可以说是发展了的“破窗理论”，加之构建“警情监测预警平台”实乃警务创新之举。以及“警情常量”在防控违法犯罪中的深度运用前景广阔，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3年来运用“警情常量”的警务创新工作经验值得推广。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亚文化视野下高校文化时尚的同构与传承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讨高校文化时尚的内涵,着力挖掘高校文化时尚的青年亚文化特征,正确引导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的同构与传承,趋利避害地发挥高校时尚文化的育人功能,对于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个性和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波浪式"前进到"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波浪式”前进。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江泽民牢牢把握时代特征,提出“跨越式”发展。“波浪式”前进与“跨越式”发展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生存”与“存在”的争辩——萨特与海德格尔思想主题的比较

萨特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上的争辩,可以归为生存与存在的争辩。“existence”意味着生存,在萨特那里它形成了主题,而海德格尔的主题却是“being,”即存在。存在与生存的争辩将萨特与海德格尔区分开,揭示出了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实质是生存主义,而海德格尔与之无关。     

“信“

汉字的“信”，在不同用法里有着不同的意思，这里想要说的是关于“书信”。“书信”的“信”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按照习惯的格式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指定的对象看的东西。作为一种书面表述，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没问题的，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信”却并不见得非得要写。生活在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群众最常用的“信”其实就是物品，所谓以物代言；不同的物品代表不同的意思。情书居住在高山峻岭中的景颇族，交通不便，人口分散，有事相商，往往不写信，而用植物或其它事物来表达。想念远方亲友，就托人捎去树根一条；若想念之情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