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适度性原则研究

犯罪适度化的内涵由犯罪圈的广度、超前度、刑罚的厉度等组成。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面临着巨大的犯罪化压力,如何避免"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的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成为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从而使其恰当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一问题使得犯罪适度化成为风险刑法兴盛状态下必须重视的话题。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内容及选择根基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应当是指由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双重介入,旨在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和食品安全越轨行为分别予以惩治和预防的理念和策略。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在于其是人权保障的需要,是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和以预防犯罪为指导原则。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内容应当包含前置法与刑法在食品安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以及刑法内部诸要素的关系两方面内容。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根基在于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和知识分工的发展需要。     

揭开犯罪概念的面纱——对“通说”理论的思考和检验

犯罪概念是刑法学的核心内容,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范。犯罪概念有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和混合概念之分,单纯的形式和实质之争无意义,混合概念没有揭露犯罪的本质。"通说"认为犯罪的特征包括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特征,但都不是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是意志自由,犯罪是行为人根据其意志自由为或不为,违反刑事法律规范且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     

从当前反恐模式看中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当今国际社会的反恐实践主要存在"战争模式"和"诉讼机制治理模式"两种应对方式,中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通过刑事程序机制处理恐怖主义犯罪是必然选择。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中程序法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设立特别程序规范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总体而言,反恐刑事程序立法应当坚持趋同与差异的对立统一、务实与前瞻的有机结合、继承与创新的内在衔接、应对危机的现实压力与法治原则的理性对接。     

风险社会下的我国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其中作用重要,直接影响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走向,刑法机能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伴随刑事法网日趋细密,犯罪圈呈扩大态势,入罪标准选择性降低,刑罚的设置和执行将总体趋宽。这并不意味着犯罪的危害性在缩小,而是对犯罪的认识更为理性所致,是刑事政策的调控目标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必然。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将逐渐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罚     

社会排斥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

在实践先行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能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计的立法考虑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为"封存"而"封存"的特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心应当是消除社会排斥,而不是单纯的保密或隐瞒犯罪记录。同时,犯罪记录有其积极意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考虑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保护的平衡。     

刑事政策概念误区种种及矫正

"刑事" "政策"不是刑事政策,至少不是全部的刑事政策;犯罪对策不是刑事政策;社会政策不是刑事政策;公共政策在刑事领域中的体现不是刑事政策;勿需将刑事政策划分为最狭义刑事政策、狭义刑事政策和广义刑事政策。本文在否定的基础上从肯定的角度得出刑事政策的概念: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     

公安机关实施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刑事和解措施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对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决定了我国具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合理设置和解程序,使刑事和解制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犯罪概念实体化与程序化辨正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概念是从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三个角度去分析 ,实际上只是从最终认定犯罪的静态结果去认识犯罪的。而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特征隐含了对证据以及程序的要求。我国应建立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相结合的犯罪概念。     

“代为付款”结算方式潜在的刑事风险与防控研究——以影视文化行业为例

实践中很多企业出于资金管控或者支付便利的目的,经常通过合同约定由自己的关联公司向合同相对方"代为付款"。这种付款方式在影视行业十分常见。但是这种付款方式容易造成财税账目混乱,从而涉及偷税漏税的刑事风险。在大额的境外代付中存在着涉嫌非法经营的刑事风险。甚至在一些金额来源不明的代为付款中还可能涉嫌洗钱犯罪。系统识别刑事风险点,构建律师提前介入的刑事合规模式,是当前加强刑事风险防控,完善刑事合规业务的着眼点。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前程序的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以拯救、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但实践中落实这一刑事政策目标的具体措施还很不完善。在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送往刑事法庭之前,我国亟需构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拯救、教育制度体系,以实现刑事政策的目标。     

"严打"之我见

"严打"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是国家和执政党;其对象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现象和实施这些犯罪的行为人;其手段侧重于严厉的刑罚手段."严打"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顺应社会转型期严峻的犯罪形势而产生,并逐渐由非理性状态走向理性状态、由实然的刑事政策转化为应然的刑事政策."严打"应当在刑事法治框架内展开,与其他刑事政策紧密结合,从而实现"严打"目标.     

“钦南模式”关切未成年人未来

正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何关注好未成年人的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从钦州市钦南区公检法司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探索形成的"钦南模式"中找到答案。一个堪忧的社会问题去年7月,备受社会关注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全国交流会"在北部湾畔的钦州市召开。会上,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有关负责人的一番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且一些犯罪呈现出暴力化、低龄化、     

老年人犯罪立法的宽容度度衡

我国已经步入老年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刑事责任与年龄的关系、社会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容度、老年人犯罪原因、违法性认识、秩序与功利、刑罚目的等方面看，对老年人犯罪应当予以从宽处罚。当前世界各国的立法普遍对老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罚，许多国家还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规定。我国当今的刑事立法没有任何关于老年人犯罪的特殊规定，有必要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增设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     

2018年中国刑法实施报告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嘉年华。40年来,在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中国刑法学在始终坚持对基础理论的总结、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回应社会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凸显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弘扬新时代我国刑法学鲜明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相较于传统犯罪,2018年度刑事犯罪在某些领域呈高发态势,具有常见性、复杂性、疑难性等特点,涉众型、风险型犯罪活动突出,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危害面广、手法多样且不断翻新等特点。2018年刑法实施报告主要围绕以下八个板块重点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人工智能领域的刑法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刑事缺席审判与反腐败制度、监察法与刑法刑诉衔接、恐怖主义犯罪、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保护问题等。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之后新中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这一政策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进行刑事政策调整的表现,是纠正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对犯罪复杂化现象,有效节省刑罚资源、社会资源和刑事司法资源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公众对于犯罪容忍度增强后的政策调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是刑事司法政策,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应当准确理解这两种政策的关系。     

转型期犯罪率增长的社会原因探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从社会法学的角度考察,伴随社会转型而来的贫富差距、结构失范与社会紧张、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和亚文化的扩张,是滋养犯罪的社会原液。刑事政策通过减少和控制犯罪生成的原因来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社会转型期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应该充分考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欠缺,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建立健全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社会安全阀系统,推进刑事法制改革,构建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     

策略和逻辑:被害人行为的刑事政策场域分析

场域范式下的刑事政策是犯罪人、被害人和刑事司法机关围绕刑事权力运行竞争互动的关系网络和空间。遭遇犯罪后的被害人在刑事政策场域中为实现自身利益,往往基于合法化逻辑采取问题化行为策略,基于合理化逻辑运用道德等资本策略。它不仅决定着被害人个体的法律命运,还决定着整个刑事权力场域中行动者社会地位的变化动向,为刑事政策内容和方向变革提供了新的判断依据。正视被害人事后行为策略和逻辑的刑事政策场域意蕴,需要判断被害人策略的"视角"完整性、内容实践性和权力主导性。     

犯罪结构变化呼唤刑法精准治理

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应当顺应犯罪结构变化进行必要调整。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和新罪化趋势,要求实行精准刑事政策,对轻罪、新罪分别适用"宽之又宽"和"宽严审时"的策略。轻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对犯罪进行分层治理,并针对轻罪设置特别从宽制度;新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创新治理,提高司法技术水平,加强甄别新型犯罪行为及其危害性,同时顺应新型犯罪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犯罪的入罪门槛和处罚力度,提升刑法治理的精准性和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