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逻辑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治国理政探索实践,构建了"中国之治"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国之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由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三部分构成,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价值体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的运行规则,党的领导、组织保障、权力监督的保障体系是国家治理的实现条件,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彰显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体系,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检验而完善,与时俱进是其本质特征。     

郡县治，天下安——浙江发展与县域善治

我国历来注重县治，无论是传统社会中的“政不下县”，还是近代强调地方自治的新县制改革，抑或是当代县域的党政治理模式，县级政权都拥有比较完整的国家治理功能。     

西汉时期政权与治权的分立统一

政治 ,简单地说 ,就是政权与治权的结合 ,它是一个政府的特质。政府的政权和治权使它区别于人类社会最初的自然状态。边沁曾说 :“它(社会或社会的状态)与政府或政府的状态是同义词 ,与自然状态相反。在这种意义上 ,可称为政治社会。”可见 ,有了政权与治权 ,政府才开始具有管理人民和维护秩序的权力。权力是把双刃剑 ,在绝对专制的皇权统治中 ,它常常扮演屠戮民主和扼制自由的角色。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可谓一语道破要害。阿克顿曾预言 :“围绕着集权还是限权和…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与展望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历经了县政乡治模式、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格局三次大的变迁。目前“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诸多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农业税免除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内涵与方法

市域社会治理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中关键一环,承载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任,新时代市域治理现代化要以法治化为目标,依靠法治来推动,市域治理法治化关键是要“地方立法科学化、法治政府服务化、普法守法全民化、法律问题科技化”同步进行。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法治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霞要的国家共识。中共十八幅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要建立一系列合理的、理性化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指这一制度体系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并促成各种公共问题得到理性的、公平的解决。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人大是政府和人民沟通的制度平台

第一，人大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载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机关。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实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换句话说，就是让人大参与国家的治理。国家治理的好坏，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也是人大的事情。现代的国家治理跟古代国家治理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一个民意代表机关参与，古代是没有的，古代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现在的国家治理，是分享的制度，由人民和政府共同治理。     

努力实现儒家"德治"思想和现代"法治"的结合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德治”思想，它是针对所谓“政”治、“刑”治思想而发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强调了道德、礼义的思想教育对治理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和优越性，在他看来，这样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比之单纯用行政、法律手段要优越，它能使人民更好地自觉遵守政府的法令，并提高了人民的思想素质。要实行“德治”，在上的统治者、管理者必须首先“自身正”；自身首先能遵守道德、律令，对人民起率先垂范作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     

乡村基层治理的假想科层关系及其法治悖论——基于“草根—科层”框架的质性研究

村治与乡政之间的关系是基层治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建构“草根—科层”二元框架发现,村民委员会的科层性只可能在拟制的意义上成立,因为它本质上是由村民委员会主导者的身份转换诉求、政治权力欲望与乡镇政府的情感控制策略共同促成的假想科层关系。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场域”理论解读,村民委员会主导者试图在乡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场域”中,诉诸三重秩序资源的再生产,而将假想科层关系制度化。但由于“村治”与“乡政”的分离格局具有难以突破的规范和价值理由,这种努力往往难以实现。化解这种假想科层关系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之义,但受其“后坐力”影响,法治化的相关制度安排会导致村治与乡政展开资源拉锯战,村治与乡政的关系状态会随之走入另一种格局。但就像将“假想”制度化的期待无法实现一样,这一法治悖论也无法成为扭转基层法治化进程的阻碍事由。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这次研讨班省委高度重视,列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的第一个重大活动。鸿忠书记亲自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报告,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法治型领导干部,为我们全面推进法治湖北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我们一定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根据安排,我就法治政府建设问题,同大家作一些交流。“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当前,全面依法治国已按下“快进键”、步入“快车道”,正     

小组自治、双轨治理与基层治理困境的破解——基于关中X村的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村庄面临着形式化治理的困境。基于关中X村的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提升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权、国家治权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商共治,是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小组自治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形式,具备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拥有比较完善的主体和治权,使得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运行。在X村,村民小组具有自治主体性,行政与自治各得其所,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村庄实现了"双轨治理",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困境。国家需要给村民小组提供必要的自治空间,使其更好地将群众组织起来,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实现国家治理与群众路线相结合。     

以法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当前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政权主体归属的政治解决:毛泽东的"人民民主"图式--毛泽东政治设计研究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政治图式的核心是国家公共权力的主体归属问题，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建国前，以“异化的权力”为“革命”政治设计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建国后，以“权力的异化”为“革命后”政治设计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解决和保持国家政权的人民性，是毛泽东“人民民主”政治图式的中心内容。＇ “异化的权力”：“革命” 阶段政治设计的核心指向 毛泽东始终将国家政权作为自己政治视野关注的焦点。他认为，政权是属于人民的，可是人民却遭受着旧政权…     

放管服视域下平台型治理的生成逻辑、运行机理与效能转化机制

"放管服"是推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举措,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在平台时代,进一步释放"放管服"改革红利的要求以及平台革命浪潮的兴起呼唤着平台型治理模式的产生。平台型治理是基于多边平台开放治权、联接价值网络以推动互动合作的治理范式。平台主办方通过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及其力量,推动多边合作共治和公共服务的平台型创新。平台型治理模式的多边汇聚、供需匹配、赋权释能、平坦化运作以及网络效应激发等机制,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改革创新活力、降低合作共治成本、增强用户粘性,从而能够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效能并保障改革的深化落实。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探析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接续奋斗中,着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标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刻回答,诠释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引领与担当。梳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统一,坚持改革、发展、治理三者的高度统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辩证统一,坚持实现"中国之治"与改善"全球之治"的有机统一等。这些基本经验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治理观,明晰国家治理现代化新要求,开辟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政府建设的新追求：“有效的政府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申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全会还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可见“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