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量刑的效用研究

“电脑量刑”是一种借助电脑来量刑的方式，“电脑量刑”有利于公正断案、抑制司法腐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根治司法腐败主要是靠制度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电脑只能作为法官量刑的一种辅助手段。电脑不能替代法官而成为量刑主体，需要正确处理好电脑量刑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量刑视野下的“人脑”与“电脑”之争——倡导工具主义立场的“电脑量刑”

不少民众认为"电脑量刑"就是利用电脑代替法官的人脑进行量刑,这明显是一种典型的误读,不过不少学者仍然看到了电脑量刑背后存在的大量弊端从而对其加以否定,于是在"电脑量刑"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我国当前的语境下采纳电脑量刑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其对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实现量刑的统一以及加速法治的实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与技术完善

该文客观分析了中国刑法典对量刑情节规定的主要瑕疵，提出了对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建议，指出电脑量刑技术的弊端、提出改进方向，并对颁布量刑指南的必要性和前提条件作了分析，为中国刑法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浅析电脑量刑的技术实现——以《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的研发为例

电脑量刑系统是一种模拟人类量刑智能的人工智能软件。该软件在技术实现上要基于一定的量刑理论和方法，一般应由知识库和程序代码两部分组成——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实现应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同时，软件设计应尽量满足柔软性好、操作方便、扩展性强等要求。     

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考

量刑问题的实质是罪刑失衡.将量刑均衡作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有待研究;不能将量刑失衡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法官过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过度限制量刑自由裁量权,会导致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被“虚置”和“弱化”.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树立正确的观念,完善量刑程序.后者包括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强化量刑说理制度、确立量刑建议制度...     

量刑规范背景下的量刑考评机制反思

量刑规范化一直是理论与司法实务关注的焦点。随着法院量刑规范化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逐渐推行,实务界出现了一种忽视量刑难度、以为采用简单的考评机制就能实现量刑正义的错误倾向。量刑规范化、量刑建议是实现量刑正义的手段而非实现能力考核的手段。     

“电脑量刑”：在争议中前行

今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开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系统，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只需短短几秒钟就会“算”出被告人该判何刑。人们称之为“电脑量刑”。     

职务犯罪量刑均衡原则研究

深入调查南京市医疗卫生系统11件职务犯罪,发现医疗系统中的职务犯罪的量刑存在着失衡现象,个案的罪行和量刑存在不均衡,即使案件之间情节相似也没有做到量刑均衡,这为我国打击医疗系统职务犯罪带来了负面影响。治理医疗系统的量刑失衡现象,应该完善刑事立法,改善司法实践。在刑事立法中,遵循实质合理性原则,制刑要合理。法官在确定量刑基准的基础上,要分步骤来进行量刑,努力做到量刑均衡。     

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国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重大的改革举措,而量刑程序改革是中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作为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重要阶段性成果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总结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经验,利于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中国量刑程序改革的未来路径是对现有的所谓"诉讼化的量刑程序"加以改造,建立适合中国司法生态环境的量刑听证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完全独立化和听证化。     

论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以“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为视角

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建设,是合理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重要保障。因此,对《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刑事和解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刑幅度,各种和解方式作为量刑情节的资格及对量刑幅度的影响,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的认定,因侵犯法益比例不同而影响量刑幅度,被害人或被告人人数众多的刑事和解案件的量刑方式,以及对重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量刑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指导和规范刑事审判有所裨益。     

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也是导致执法不公、权力滥用的重要根源。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本文结合行政执法实际,阐述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原则和措施。     

人民银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去律控制

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于人民银行实施的行政处罚中,在实现行政灵活性和个体正义的同时,也对法治主义、金融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亟需规制。对于规制模式的选择,除了传统的立法、司法、行政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外,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内部制约机制——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这种裁量基准在实施成本、实施效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优势,弥补了传统规制方式的不足。对于裁量基准法律效力的认定,需要分别看待：一方面,它具备内部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它能够产生外部法律效力。     

未成年人犯罪裁量不起诉制度探析——从合肥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现状谈起

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制度,符合刑法的谦抑原则,契合了教育刑的要求.适用裁量不起诉制度应符合犯罪的法定条件.同时,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深,有认罪悔罪表现;具备一定的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裁量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实现了宽与严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是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效果最优化的保证.     

论行刑法治

随着我国法治理念和法治事业的深入推进,尤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监狱行刑领域的法治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和国家治理创新议程。依法治国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凸显,其对于监狱活动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行刑法治"既是对于行刑活动规范化要求和法治化构建的重要概括,也是我国现代监狱实践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立足于监狱行刑的基本理论,着重从学理层面探讨行刑法治的基本内涵、具体内容和重大意义,为监狱领域贯彻法治思想和法治理念寻求理论支撑和价值引导。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协商性基因”激活之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是"协商性司法"的本土化表现,在两者机理存在交叠的条件下,探索该制度中内含的协商性要素便极具必要性,而探索的方向则是挖掘"协商性司法"与"对抗性司法"该两类模式间的联系。鉴于我国语境下的"协商"必然从"对抗"中萌芽,且对抗性司法又须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理念的落地为前提,因而,欲使该项制度就其附着的多元价值得到合理演绎,不仅需要与诉讼程序多样化的需求相适应,还应依照不同价值的特性适配以恰当的衔接机制。显然,审判中心诉讼格局的形成有可能为"重罪琐案"中控辩关系的重构加注推力,从而激活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长期隐匿的"协商性基因"。     

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

罪刑关系是指罪行与法定刑配置是否均衡的关系。现行刑法共规定了826种罪行(构成类型),分别配置了37种法定刑,其中大多数配置是均衡合理的,但是也有少数配置失衡的情形。例如,(个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贪污罪、受贿罪和绑架罪等罪名“罪刑单位”结构存在问题较多,另有几种法定刑幅度跨越了重罪与轻重的分界限,不利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严重影响了刑罚的正确适用。为了提高个罪的立法技术,改善和优化我国刑法中的“罪刑阶梯”,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本文通过对不同罪刑关系的纵横比较研究,提出修订现行刑法部分条款的立法建议,并且较为详细地阐述修订的理由,以便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期盼大家都来研究这些问题,为立法机关将来修订刑法提供理论支持。     

论新的监狱安全观

当前,旧的监狱安全观对监狱行刑改革造成了思想上的阻碍,必须建立以改造为本位的新的监狱安全观,突出矫正功能和服刑人员回归。新的监狱安全观在制度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基层民警的自由裁量权,非暴力性惩罚是新的监狱安全观中的行刑方式与底线。     

对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条款的思考

我国刑法在绑架罪中规定,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处死刑。这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有利于司法的一致性。但是,绑架＂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分别包含不同情形,二者相互之间及其不同情形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等不尽相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应当采取完全相同的法定刑。绑架罪中绝对确定法定刑应当进行修改,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更好地实现司法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