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青少年研究的范式创新

我国青少年研究历来受范式问题困扰,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让不少研究者相信,青少年研究领域的范式创新将出现巨大转机。实际上,大数据对青少年研究范式的影响并非颠覆性的,传统的研究"策略"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变革之前尚需冷静。具体而言:(1)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促成青少年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价值观等方面发生质的变化;(2)谈"范式转向"之前须先解决"范式产生"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学科根源问题,大数据对范式的形成在本质上并无推动作用;(3)在当代,大数据应用面临"易脱离现实"、"数据获取与共享难"、"缺乏大数据专业研究人员"等问题,必须谨慎对待;(4)从根本上讲,大数据不能取代传统研究范式,基于大数据的新方法与老方法共存并互为补充的混合方法研究将是趋势。     

科技禁毒范式论

科技禁毒,是当前我国禁毒领域重要的工作支撑和理论研究的热点。文章从科技禁毒的传统范式、科技禁毒的范式转换两大方面进行了探讨,并从现代法和传统法的视角对范式合理性进行评价,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禁毒工作提供一种新的建构模式和理论基础。     

论习俗与法律关系的两种分析进路

＂法律与习俗＂研究在法律多元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互渗透与交织的背景下,可能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进路。即一方面将法律与习俗置于习惯、风俗、惯例与法律这一连续体中进行理解,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其置于国家法与民间法、习惯法这一分析结构中进行理解。而此种区分,可能对我们洞察法律多元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不同的切入点。     

大数据治理:传统政府治理的变革之道

随着信息社会数据种类和规模的指数级爆炸性增长,大数据治理的概念应运而生,并深刻地影响着政府及社会和市场的运行方式。大数据作为新时代的战略资源和革新技术,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提高公共决策水平、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与日俱增。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由于存在明显的弊端,已经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势必要加快转型,而大数据广泛而又深入的推广应用,则为传统的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变革契机和方法。为此,要着力培育全面、系统的大数据意识,运用大数据的治理属性,推动传统政府的治理变革,重塑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以适应和满足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而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主权与国际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完善

早期的法则区别理论为国际私法确立了主权权力的研究范式。但这种将国际私法公法化、政治化的研究范式已经被历史抛弃。19世纪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研究范式将国际私法拉回到私法的轨道,但其对＂本座＂所在地的排他优待以及对主权利益的特例性安排也不符合现代国家对跨国私人交往进行平等调整和干预的需要。20世纪以来,美国的冲突法革命并没有为合理确定主权因素在国际私法中的适当位置作出实质性的突破,欧洲国际私法的欧盟化虽然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也仅具有区域性的解释力,且并未动摇国际社会层面国际私法的萨维尼范式。在主权分立、法律体系并存的国际环境下,应当对传统的法律关系范式进行完善,确立＂私人权利—主权权力＂的主辅型研究范式。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探析

大数据时代给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了机遇:壮大传播主体、扩大信息量、拓展传播渠道、增强传播实效;但另一方面又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传播注意力、传播反馈机制提出挑战。因此,大数据时代必须运用"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增强传播内容的可读性,查找传播受体的关注点,捕捉传播的未知受体,调整传播语言,以增强马克思主义传播实效。     

为法治找寻沃土──法律人类学的历史、主题与启示

作者在介绍西方法律人类学从 1 9世纪到 2 0世纪末的历史的基础上 ,对法律人类学的法律观、研究范式、具体方法作了总结和归纳 ,并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本土资源论”、“民间法”研究热潮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阐述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启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过渡型立法研究——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例

法律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的重要的制度性规范,开发区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法律制度有不同的需求,本文就是以过渡阶段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法律供给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进行我国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过渡型立法研究的必要性、特征及其内容,并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为例进行范式研究.     

影响法律实效因素之考察——以一则案例为线索

借助法的实效这个概念工具,能够把法的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环节联系在一起并展开深入具体的分析。以一则案例为线索,分别考察了行政权、民间法、成本、政治对法律实效的影响,提示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实际生活中的法律运行状况,采用更多的分析视角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法治进程。     

和谐社会视阈中公民表达权的障碍及其实现路径

公民表达权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公民表达权的实现有一定的障碍,其中,影响公民表达权的实现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传统因素、个人因素和信息因素.公民表达权的实现路径在于,加强法律的刚性保护,明确规定表达自由的界限,不断提高公民的素质和能力,满足民众对知情权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