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的新目标、新内涵、新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全面总结35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围内形势的发展走势,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目标、新要求。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迫切的并且复杂的系统工程。     

新理念、新策略、新方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论断。大力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实施生态文明新策略，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抓手，首次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新方式，提出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这些新思想、新策略是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中国廉政建设的新常态、新思维与新方向

转型期的中国腐败呈现出集体化、灰色化和高层化特征。对此,党中央从十八大以来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崭新的措施,包括加强中央监督、推进制度建设、拓展公众参与等。这些反腐倡廉实践展现了国家治理的新思维,而且也反过来助推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包括政府内部管理的理性化、市场运行的规范化以及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本文据此认为,下一步中国廉政建设更应当朝着强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方向推进,重点在反腐常态化、反腐扩大化和反腐法治化三个着力点上加强。     

政社互动中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新模式、新能力——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联盟共治模式为例

网络形态进一步将人类社会带入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特别是要素高度聚集、关联的城市，因风险发生概率、应对难度以及破坏影响等更加凸显其治理的脆弱性。本文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志愿平安联盟”共同治理为案例，研究基层派出所在政社互动中立足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积极探索联盟治理新模式、开发警社合作新能力，对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的积极意义。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高效能治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

基层治理作为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切入点和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具有特殊地位。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种种问题集中地反映在基层,逐渐形成了治理结构困境、运行机制困境和治理手段困境。对此,只有通过治理结构转型恢复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扩大民众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自主空间,基于民意民情和民间规范实行弹性治理,基于法治处理治理矛盾和纠纷,才是实现基层高效治理的根本路径。     

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

社会精细化治理是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微创新"的过程。在"技术-治理"型逻辑的引导下,政府的"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相结合,在理念创新、流程塑造、标准设置、工具科学化等中微观层面进行持续性改善,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化零为整,实现治理的细节化与系统化的有效转换。     

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

社会精细化治理是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微创新”的过程.在“技术-治理”型逻辑的引导下,政府的“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相结合,在理念创新、流程塑造、标准设置、工具科学化等中微观层面进行持续性改善,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化零为整,实现治理的细节化与系统化的有效转换.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党的干部制度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需要牢牢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激励广大干部自觉投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担当作为、建功立业。     

体系与能力再造：新时代十年国家治理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改革的核心主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提出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国家治理改革尤为必要。本文基于国家现代化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概括新时代十年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呈现出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征：从发展导向到治理驱动、从聚焦政府机构和职能调整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升、从分布式改革到系统化设计、从“部门化”行动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总体来看，十年来，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明显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得到了系统化的再造与重塑，但仍需要继续改革和不断调适。     

城市群成为国家治理新单元的进路探析

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是重要的地域空间单元,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家有效治理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实践和研究中过于聚焦在城市、区县、社区和村庄等治理单元,这不利于应对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城市群弱行政约束力、复合功能和弹性边界等特质使其能够弥补基本治理单元的不足,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必不可少的中间层级单元。对此,应从权力、功能和边界三个方面完善城市群建设,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新单元。     

警事治理: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新理解

在国内外警务战略模式变革中成为潮流的"国家警事社会化"战略,是指在警察机关专业警务活动的同时,动员社会组织和社区公众共同参与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活动的过程(趋势)。显然,"国家警事社会化"寻求的是警察与社会组织的互动、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以增进公共安全、提升警务效益。而这正对应了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层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认识思路:国家和市民社会相互"型塑"达至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善治"。这使我们可以用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国家警事社会化"的框架,并将其定义为"警事治理"。     

“江汉模式”新轮改革目标选择、体制创新及可行性

为破解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部门合作困境"和"政社合作困境","江汉模式"以社区合作治理为价值取向启动新一轮改革,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政府行动社会化,改革政府社会职能运行的体制机制,深化了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创新了居民有序自治机制。     

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

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李红锋党的十五大郑重决定，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作出的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决策。为什么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同...     

新使命、新要求、新启示

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的发展在全国地位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广东的发展,对广东的发展充满自信,充满新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四个走在前列",指出推动广东发展要善于抓住重点、发挥优势、补足短板、把握新机遇。     

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和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

家族企业治理包括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手段。根据两种治理手段强度的不同,可以把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分为弱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弱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四种类型。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目前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实行以关系治理为主导的家族管理模式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对于大中型的家族企业,在目前外在环境不成熟的现实背景下,应实行强契约治理、强关系治理的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