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慈善事业中华人精英角色之探析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的慈善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华人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尼华人精英的慈善活动具有重视教育、投入数额大、社会影响大、超越族群界限和明显的代际变化等特点。影响印尼华人精英慈善事业的因素是多元的,随着印尼华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对印尼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华人精英必将在印尼社会慈善事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试析印尼华人社会孔教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从20世纪初的中国、荷属东印度殖民时期和印尼独立后等方面着手,追溯了孔教的形成历史,并且其与当地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印尼华人社会采取了不同的文化路线,与中华文化根源逐渐割裂开来,这与其他相邻的东南亚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印尼华人社会中无论是信仰孔教、佛教还是道教,在发展中都逐渐偏离了源于中国的主流,每个宗教团体都试图让印尼当局承认自己的信仰,也有团体试图将这三种信仰合成一体,同时他们仍然希望保留印尼华人的身份,以期在融入和同化到印尼社会过程中获得所谓的优待。     

印尼华文教学的发展现状:基于雅加达三语学校的调研分析

三语学校的创立与发展是当代印尼华人社会发展华文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依托三语学校,在苏哈托时代中断了30多年的华文教学,终于在印尼这个多元文化社会找到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与环境。苏哈托威权统治结束后,印尼逐步完善民主化制度与多元文化制度,在此环境下,印尼雅加达华人社会摸索出三语学校的多种模式,并创办了多种类型的三语学校,对华文在印尼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华文教学在印尼复兴的经验表明,华文在海外的推广要适应该国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环境,印尼三语学校的发展是印尼华人文化适应当地多元文化环境的产物,对推动华文在印尼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化传承与集体记忆构建:当代印尼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功能分析

后苏哈托时期见证了印尼华人的族群意识与文化复兴,其中华人历史纪念馆的兴建成为华人族群文化意识复兴的一个重要象征。本文在对印尼华人纪念馆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后苏哈托时期华人历史博物馆兴建的动因、机制与意义。印尼华人博物馆的兴建,不仅体现了华人对族群历史文化的追溯与传承,同时也反映了华人与当地的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变迁。更值得指出的是,华人历史博物馆通过华人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展示重新塑造了华人的集体与文化记忆。     

世俗主义与印尼国家整合——以苏加诺、苏哈托时期为例

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并没有立伊斯兰教为国教,而是选择成为了一个世俗国家。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决定了印尼不可能走上信奉单一宗教的伊斯兰国家;温和的印尼伊斯兰教、分裂的伊斯兰教派及世俗民族主义的领导地位,使世俗印尼成为可能。印尼独立后,确立"潘查希拉"(又称"建国五基",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为建国基础,并在对伊斯兰教政治有一定限制的基础上,实现了精英重组;苏哈托政府上台后,大力发展经济,加强中央集权,极大地促进了印尼国家整合。印尼的国家整合对于后发多民族国家有诸多启示作用,如正确选择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政府政策对民族关系的互动以及威权主义对国家整合的重要作用等。     

苏哈托时期印尼华人华侨的经济活动及特点

苏哈托当局执政(1965—)以来,印尼华人华侨经济历经曲折道路,发展很快,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特点。本文拟就苏哈托时期印尼华人华侨的经济活动及特点谈谈粗浅的看 法。 一、苏哈托政府对华入、华侨资本的态度 1965年“九三○”事件后,苏哈托军人集团推翻了苏加诺政权,建立了苏哈托政府。由     

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爪哇华人法律地位探析

荷兰对印尼的殖民统治长达三百多年,深刻地影响了印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直到印尼独立后至现今仍是如此。无论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还是荷印殖民政府时期,爪哇华人在法律上都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华人社会拥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自主权;荷印殖民政府时期,殖民者逐步将华人社会纳入欧洲法制体系的轨道,华人的法律地位日益低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爪哇华人法律地位的改善起了一定的作用。     

往事不堪回首——印度尼西亚之行纪事

苏哈托欠下华人两笔血债 印尼华人估计总人口为1000万。印尼官方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要低一些,华人总数为817万,次于爪哇族和巽他族,位居第三,约占印尼总人口的4％,他们绝大部分加入了印尼籍。许多华人在印尼世代定居,不但采用了印尼人的姓名,而且在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华人族群文化认同初探——以坤甸和山口洋为例

在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各地的华人群体都遭受了不小的冲击,其中包括西加里曼丹的华人社会,特别是坤甸和三口洋等华人较密集的地区。华人群体受到政府压制,华人文化特征也被迫在公众场合消失。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华人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印尼政府对外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对内则开始逐渐转变对华人的态度,特别是在有关华人族群文化方面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坤甸和山口洋的华人社会也开始重新活跃。通过实证表明,历史的传承以及种种有利于促进华人文化认同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推动,加之坤甸和山口洋华裔自身对华人身份认同感的保持和追求,共同促成了目前坤甸和山口洋华人大部分能够保持华人族群文化认同感。     

跨国主义视角的当代印尼华人认同新发展——基于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的考察

全球化、跨国化的进程中,移民认同因之有了复杂的层次性和多样性。后苏哈托时期以来的印尼华人,在中国崛起、中印尼友好以及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综合因素推动下,跨国活动十分频繁。而作为透视印尼华社重要依据的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则是跨国活动的主要践行者。在跨国主义的趋势下,这些引领华社的跨国行为给印尼华人认同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凸显了当代印尼华社的新趋势。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适用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的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