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中的选择行为

犯罪过程是犯罪人连续不断地选择行为的过程。犯罪中行为人无论是对犯罪时间、地点、目标的选择,还是对犯罪工具类型、犯罪行为方式等的选择,都是犯罪人个体的有意识活动。犯罪人在犯罪中选择行为的理性度高低决定了其行为的具体性。从犯罪选择行为生成的结果,逆推或回溯选择行为的水平,去感知犯罪人的水平以揭示其犯意,进行犯罪人特征描述。因此,分析研判犯罪中选择行为的理性度可以服务于案侦实践。     

论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犯罪学对犯罪人的假设是“理性犯罪人”,理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犯罪收益,二是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犯罪动机的产生并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同犯罪收益成正比,同犯罪成本成反比。     

试论犯罪效用

犯罪行为作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 ,决定了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 ,不仅要比较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的绝对高低 ,还要权衡自身犯罪需求、犯罪偏好以及犯罪欲望的主体满足程度 ,其追求的是最大犯罪效用的获得。由于犯罪人的需求多样性和心理钝化效应 ,致使犯罪边际效用呈现递减特征。从犯罪效用的视角 ,运用犯罪边际效用递减特性 ,可以对一般犯罪现象和犯罪规律作出较好的解释或说明 ,并折射出降低犯罪人的犯罪效用是遏制犯罪的根本途径。     

犯罪微观成本初探

本文以“成本——收益”的视角着重讨论了与犯罪人行为有关的微观成本问题,提出犯罪预期成本、犯罪现实成本和犯罪机会成本是犯罪人在犯罪前主要考虑的成本因素,它们在犯罪决择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并尝试运用犯罪微观成本理论对一些犯罪现象作出初步的解释。     

论计算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

犯罪成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犯罪成本指国家和社会因惩罚和预防犯罪而付出的成本以及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狭义的犯罪成本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成本。而盗窃罪的成立应以被害人已经或可能遭受财产损害为必要,但对犯罪人盗窃财物的同时支付了相当价值财物的情形,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害该如何理解呢?认定犯罪人的盗窃数额时是否应当扣除犯罪人投入的犯罪成本呢?这是中外刑法理论上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一个典型案例入手来探讨认定盗窃数额时不应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     

犯罪空间情报分析在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犯罪是犯罪人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实施的危害行为。犯罪人对犯罪地点的选择并不是杂乱、毫无规律的;犯罪地点在空间分布上的信息隐含了犯罪人的住处或落脚点等信息。生态学领域的觅食理论是犯罪空间情报分析的重要理论依据,系列案件犯罪人在其犯罪生涯中会形成包括选择犯罪地点、选择被害人等在内的相对稳定的犯罪模式。犯罪情报分析人员在开展犯罪空间情报分析时,首先要全面收集相关案件的情报信息,其次要对犯罪时间、犯罪地点、被害人等进行特征比较分析,并结合其他情报信息就犯罪人落脚点的空间位置、继续犯罪可能的地点等作出判断,为犯罪案件侦查、犯罪预防提供帮助。     

犯罪人的社会特征对暴力犯罪原因的倾向性影响

犯罪人的社会特征与犯罪原因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犯罪人的社会特征对其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由于犯罪人在性别特征、年龄特征、文化程度及婚姻状况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暴力和非暴力犯罪方面有明显的倾向性，并表现出不同的犯罪方式和犯罪类型。     

犯罪研究的对象与犯罪社会学的概念——胜水淳行《犯罪社会学》评价

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胜水淳行《犯罪社会学》的第一章“犯罪研究的对象”和第二章“犯罪社会学的概念”的内容。胜水淳行认为,犯罪现象是由犯罪事实,犯罪人及社会三个要素构成的,犯罪研究在于对犯罪人及其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原因的研究。所以,犯罪社会学是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研究犯罪,探求犯罪发生的原因,发现产生犯罪的社会原理,应用这一原理,为镇压和预防犯罪服务。     

城市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探讨——基于常熟市的调查(2003-2008)

对常熟市近5年来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未成年人犯罪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呈现出案件种类多元化、犯罪人低龄化、社会危害大等特点.城市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犯罪人个体生理、心理因素,当这些原因共同作用时会使犯罪动机出现异化,不能机械地预防.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