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社区合作新模式

在社区建设方面，台湾有着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此次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台胞社团沦坛上，以社区建设为主题，台胞社团领袖介绍了台湾在社区治理，社区规划和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相关经验，在浓浓乡情中，两岸一起探讨社区合作，协蚓发展的可能性。 老小区，新活力 60岁的李赫在台湾南部嘉义农村长大，手上带着割稻留下的伤疤。谈及社区对台湾人的重要性，李赫深有体会，“台湾人很有漂泊的感觉，社区建设有助于人心的稳定，正是因为社区，台湾的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 作为台湾原乡文化学会理事长，李赫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情感。他告诉记者，同许多地区一样，“早期台湾把大地当成消费对象，社区的建立，使人有了归属，就像回家一样。”     

台湾社区营造政策及其对大陆社区治理的启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台湾社区发展政策尤其是社区营造经验值得借鉴。自1965年台湾正式实施社区发展政策以来,在50年的演进过程中,台湾地区的社区发展政策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调整和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社区总体营造计划"、"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和"健康社区六星计划"为标志的台湾社区总体营造运动,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为出发点,以社区公民再造为主体,以社区文化再造为先导,实现社区的功能整合和结构整合,有效带动了城乡社区的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大陆城乡社区建设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努力提升社区服务扎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开展社区群众性自助和互助服务,发展社区服务业”、“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是对社区服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社区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我们进行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也就是要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完善社区服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社区文化“大超市” 10万居民“美食城”

全国学习型社区试验基地、上海市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提出，“先进文化创品牌，先进文化兴社区”。他们大胆尝试，像现代化大型超市那样，在社区内构建便民、利民、为民、乐民的“没有围墙的文化大超市”，并把“连锁文化超市”开到家庭、楼组、小区，以满足辖区内10万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使他们不出社区在家门口享受到“社区美食城”里的“精神食粮”和“文化美餐”。目前，这个“大超市”，“美食城”已形成了六个各具特色的社区文化新亮点。     

农村社区认同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社区认同是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考虑的对象。社区认同与共同体、社区文化、文化认同这几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基于时空转变基础上的村庄生活对农村社区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农村社区来说,当分化中的共同体与荒废的社区文化相叠加,并与现代性冲击下的文化认同相激荡时,就导致农民认同危机的产生。     

美好生活,从社区开始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栖息的共同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把大量人口吸纳进城市,聚集到社区,使得社区的人口密集度和事务复杂度日益提升。社区治理一下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从拴稳狗链,到杜绝噪音扰民,从社区监控全覆盖,到缓解社区停车难,各地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惠民举措正让居民获得更好、更便捷的社区服务。     

互助与博弈:试论台湾社区营造中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

社区营造作为推动地方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台湾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社区组织的发展和参与,对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和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台湾社区建设制度的变迁过程进行梳理,不难看出,台湾的社区营造虽然呈现自下而上的特点,但仍然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台湾的社区营造也存在诸多未竟问题,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亦需要规避其存在的问题。     

上海台湾情缘悠悠

20世纪40年代末,10万上海人陆续移居台湾;在海峡两岸40年的完全隔绝中他们梦萦上海、思绪万千。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祖国大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政策的出台和台湾当局封锁政策的有限度松动,移居台北的上海人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跨越海峡,回到梦中的故乡。从追忆父辈养育之恩、寻觅当年的旧梦,到悲欢离合、骨肉相聚,这份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上海情”,这股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的情缘,成为上海与台湾两地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不断推向纵深的动力源之一。     

“胡姐”与贫困的孩子们

因工作关系,笔者认识了台商胡姐。胡姐名叫胡淑美,祖籍湖北武汉。尽管她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但从小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骨子里忘不了大陆根”。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圆梦,胡姐辞去了台湾的公职,只身到大陆发展,后经朋友引荐来到了位于四川南部的泸州市。她性格爽快,办事雷厉风行,对人谦虚随和,从外表看不像一位叱咤商海的商人,而更像一位邻家大姐,因此大家都习惯称呼她为“胡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