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再现与反再现——以民初报人对女子参政运动者的言说为中心

基于对义务与权利对等原则的深切体认,激进女性在民国初创时要求女子参政权.由于《申报》、《大公报》、《民立报》等十多家报纸合力报道与推动,女子参政运动被打造成舆论热点,轰动一时.男性作为操笔的主体,对女子参政运动者的视觉再现渗透着男权立场和性别偏见,或将她们再现为“暴徒”,或渲染其“情绪化”,或将其行为“道德化”,使女性沦为被凝视的“他者”.对此,她们没有缄默,而是奋起反击,或笔战,或向报刊投书,或自办女报,不仅消解了报人言说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为女性由“被看者”转变为主动“发声者”开辟了话语空间.     

看与被看的性别政治——民国时期金陵女大女生和金陵大学男生的故事

看与被看从来都不是一个均衡相向的关系,其间弥漫着权力的话语。在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男性观看和女性被观看也是一个形塑社会性别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对金陵大学的男生与金陵女大的女生之间看与被看的故事,揭示在由男性定义的现代话语下,那些追求人格独立的女生是如何被他者化、非正常化的。作者指出中国知识女性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挑战不仅来自传统的规范,同样还遭受现代性的压抑。     

男性研究对性别平等教育的意义

实现性别平等是男女双方共同的责任。父权制的性别文化对女性不公的同时也使男性受到了伤害。本文在探讨男性研究的兴起、定位与内涵以及性别平等教育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反思男性研究与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在联系,指出男性研究视角在教育领域的介入,有利于推动性别平等教育的深入发展和开拓新的实践可能,如深化性别角色社会化研究,拓展性教育的多元文化取向,丰富与再现校园中的性别文化等。     

性别多元：社会性别研究的新扩展——“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研讨会”侧记

社会性别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反思、质疑、颠覆社会性别刻板印象。这本身便是对多元的性别气质的包容与支持。但是,仅对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反思仍然不足以实现对性别平等的追求。＂性别多元＂正在成为西方性别研究的新热点,它颠覆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性别划分,致力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追求＂性别平等＂,而不仅是＂男女平等”。     

家族祭祀制度中的女性--对桂东南客家家族某村落的考察

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已有多方面的成果,这些研究着重探讨家族制度与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往对家族制度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父权制的立场上进行的,长期以来,女性在家族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女性自己的声音被普遍忽视。文章采用了女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在获得的田野资料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以社会性别的角度切入家族这一社会组织民俗中,通过对桂东南一个客家家族的个案分析,探讨家族祭祀制度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祭祀体系中女性祖先的地位与男性祖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决定了血缘女性宗亲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明清时期男性关系网络主导下的女性择医

现有对中国古代女性医疗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作为救治者或妇科语境下对女性身体的认知,鲜有从社会医疗史的角度讨论女性作为被救治者所面对的诊疗生态。本文以明清时期女性择医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中国古代空间和性别意识的交互影响下,明清时期的男性关系网络对于女性病患的择医行为起着主导性作用。通过对比不同阶层女性的求医渠道,可以发现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患者在求医问诊过程中对于男性关系网络的依赖程度大不相同,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病患对于这种关系网络的依赖性较弱。以此为延伸,本文对中上阶层女性病患在就诊过程中的缄默问题也做了进一步阐释。     

从传统到近代:民间年画与中国女性生活——以杨柳青年画为中心的考察

杨柳青年画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为研究中国女性生活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本。在传统中国,年画中的传统女性生活是男权社会对女性规训后的艺术再现。"仕女画"集中了很多女性形象,也反映了部分女性生活。在近代中国,年画中的女性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女性主体身份与社会角色也被不断重新定义,体现了民族主义话语及男性知识分子对年画创作者乃至社会的期待。一方面,杨柳青年画艺术地呈现出中国女性从传统到现代的生活变迁及其性别关系、权力关系之调整,另一方面其也展示了视觉文本的独特魅力。     

国外非传统职业男性气质研究述评

西方学界对非传统职业男性气质的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文章基于文献梳理,介绍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状况和成果。由于"男做女工",非传统职业的男性遭受性别身份的质疑和挑战,这一男性群体需要不断地通过策略手段重建自身男性气质,因而其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正因如此,传统的性别气质理论和性别角色理论无法对这一群体的性别气质进行解释,非传统职业男性气质研究的理论焦点在于解释男性/女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差异性与同一性。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西方"男性运动"的影响,关注男性气质受到的"创伤"及其背后所涉及的社会性别分工制度。非传统职业男性气质的研究在与女性主义研究的冲突与合作中开创了性别研究的新局面。     

电视广告对儿童性别社会化的影响

广告中性别角色定型(gender stereotypes)是指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男性和女性在广告中有着固定而不同的角色要求。性别角色定型也即是性别刻板印象,具体地说包括性别气质和性别角色,性别气质是两性被社会所认可的表象、行为和性格等,它是性别刻板印象的基础。电视广告中性别角色定型的内容,把社会认可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灌输给儿童,儿童在这一环节中再将社会的性别认同和个人的性别认同结合起来,最终形成自己的性别认识和认可。一、性别角色定型化:电视广告向儿童展示的内容(一)权威化抑或魅惑化:男性与女性的病理     

男性特质视角在西方明清研究中的运用——以方法论的转向为中心

随着西方性别研究和明清女性研究的发展,男性特质成为西方明清研究的重要视角。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2001年间)明清男性特质研究以反本质化为立场,分析部分男性群体对传统男性角色的偏离,以打破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本质联系。第二阶段(2002年至今)研究以反同质化为立场,揭示明清男性特质的多样建构及父权制的运作方式。对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讨论的不足是明清男性特质研究的主要问题。明清男性特质研究需要利用男性对女性的拥有权、女性主体性和男性同性社交欲望等概念,以深入考察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更好地实现批判父权制的目标。     

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对女性学与社会性别问题的探索

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以下简称为“会馆”)作为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的附属机关成立于1977年7月。从2001年4月起,会馆改组为独立行政法人,通过开展女性教育工作者的培训及与女性教育有关的专项调查研究等各项工作,振兴日本女性教育,推动男女共同参与社会。本文就“日本国立女性教育会馆成立的目的及其事业的概况”、“会馆所进行的女性学与社会性别问题的探索”、“会馆对女性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课题”这三个部分进行介绍。     

性别特质、身体实践与健康风险行为

健康风险行为是建构性别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其中包含着不同性别特质的身体实践。在女性特质的实践中,女性的身体是被视为有缺陷并需要经过现代医疗技术的改造而与健康风险发生关联的;在男性特质的实践中,男性的身体是被视为优越于女性并需要不断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展演其自身的优越性而与健康风险发生关联的。文章认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不仅女性的身体面临极大的风险,男性的身体同样也是这种性别秩序的牺牲品。     

缺席、静默的“属下”：莱辛太空小说的女性他者

莱辛在《什卡斯塔》等太空小说中，描写了太空女性的生存状态。老人星宗主国妇女与什卡斯塔被殖民女性都是他者；但有差异。前者是“属下”，是帝国父权制的他者，是帝国优秀男性的对立面；无名无姓，缺席历史，哑言无声。后者是“属下的属下”，既是帝国殖民文化的他者，也是本族男权社会的他者，无影无声，被历史遗漏。莱辛在《什卡斯塔》等作品中展示了太空女性他者被压抑的话语权，揭示了20世纪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经验。     

两种空间中的女性生存焦虑——对张爱玲小说《花凋》的解读

张爱玲的作品充分体现女性的自觉意识,女性是一个被塑造、被言说的性别群体。在《花凋》中,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是一个被塑造、被驯服的社会性别,拥有更为狭窄而封闭的生存空间,在她们身上体现着"歇斯底里"的生存焦虑;女性身体只是女性魅力的展台和男性欲望的载体。     

两种空间中的女性生存焦虑——对张爱玲小说《花凋》的解读

张爱玲的作品充分体现女性的自觉意识,女性是一个被塑造、被言说的性别群体.在<花凋>中,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是一个被塑造、被驯服的社会性别,拥有更为狭窄而封闭的生存空间,在她们身上体现着"歇斯底里"的生存焦虑;女性身体只是女性魅力的展台和男性欲望的载体.     

从陌生人到返乡者——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生活世界重构

本研究从生活世界理论入手,运用陌生人和返乡者这两个范畴,分析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通过择偶来重建生活世界的意义脉络,构建出双重意义系统"混杂"的生活世界,从而在看似社会结构和社会性别再生产的背后凸显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能动者的主动选择与建构的一面。与此同时,研究也指出,作为返乡者的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乡村意义系统生产时,由于其可以运用的资源有限,其建构的双重意义系统的生活世界是不稳定的,从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就业中的性别认同歧视:美国经验及启示

性别认同是个人内心深处对自己性别的认知,因而也被称之为心理性别。通常情况下,个人的性别认同与其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部分个体,他(她)们的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不一致,因而产生了生理上的男性认为自己是女性或者生理上的女性认为自己是男性的现象。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以及变性人等性少数群体的产生与性别认同有密切关系。性少数群体在许多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歧视,就业领域的歧视尤其值得关注。中国已经出现了涉及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案件,但目前尚未有任何规制性别认同歧视的法律法规。美国法院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审理涉及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案件,其发展过程中的有益经验能为中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     

纳萨尔运动中的女性:反叛的行动与压制的身体

长期以来,关于印度纳萨尔运动的研究缺乏女性视角,也未能质疑纳萨尔主义的男性中心观。纳萨尔运动中存在大量女性盲视和性别分割现象,它视女性为男性的辅助者,认为她们没有能力直接参与前线重要的革命活动。纳萨尔性别政治问题主要包括纳萨尔意识形态对性别问题的遮蔽、纳萨尔暴力与父权制的相互强化、极端左翼政治的性别规训、男权中心主义的社会传统以及女性主体能动性的缺失与自我边缘化等。关于女性参与纳萨尔运动的研究包含两个维度:一是革命运动史中的女性,二是运动实践中的女性,其目的是重塑集体记忆和实践场域里女性的主体性、能动性。由于纳萨尔运动内部残留着各种传统意识形态和实践,父权制又与种姓、阶级和宗教等因素相互交叉影响,因此,妇女解放仍然任重而道远。     

透视流动家庭:文化规范与生活实践互构下的性别秩序

乡城流动给卷入其中的个体和家庭带来家庭理念与生活实践层面的冲击。本文将其置于家庭主义的文化框架之下,透过劳动性别分工和夫妻权力关系探究流动家庭性别秩序的重构。基于质性资料分析发现,"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是统合流动家庭成员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础,而女性的性别化妥协表现为母亲屈从的主导与妻子妥协的相辅相成。传统性别分工一再被突破,家庭经济策略成为理解打工夫妻性别分工的重要线索。女性主体性的提升是夫妻权力关系得以改变的关键,男性以既有排斥又有接纳、既有对抗又有合作的不同方式予以回应。传统文化规范与日常生活实践彼此互构,性别秩序在不断妥协、坚持与再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得以重塑。     

我国侦查机关女性主体研究

在男性为主导的侦查机关,常常呈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形,女性侦查员在打击犯罪、侦查组织的团队建设上和侦查法治化进程中的性别优势往往被忽略。我们可以通过在侦查机关内部推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加强对女性侦查员的研究,优化岗位配置,建立男女侦查员之间公平竞争互补协作的关系,强化女性侦查员自身素质管理,推进女性侦查员在侦查机关内的侦查效率有效释放等途径改变侦查机关的现状,使男女侦查人员的优势得到互补,提高侦查效率,使侦查资源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