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与制度建设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中国当代的正义存在一些缺损问题,即正义取向出现了偏差,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算术正义与比例正义、交换正义与分配正义等正义形式出现了缺损。本文提出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改善正义缺损问题的现状,因为制度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柏拉图的正义观解析

柏拉图将正义分为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就个人而言,正义意味着理性、激情、欲望的各尽其责,而对于城邦,正义则意味着赋有智慧、勇敢、节制的人们各司其职。另外,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柏拉图的正义观对个人发展与国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兼析哈马斯的正义论及其价值

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气候正义的研究向度

气候正义是由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讲，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人与自然、代与代之间的利益问题以及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问题。因此，气候正义研究主要包括生态正义、代际正义和全球正义等几个研究向度。这些研究向度从不同维度共同推进气候正义的发展。     

作为秩序的正义

在政治哲学史上,对正义本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自由、平等、公平、安全、效率、美德、交往权利、与生产方式的适应等方面,但鲜有专门从秩序的角度梳理和规范正义的实质。本文从神话朴素秩序正义观、宇宙论秩序正义观、理性秩序正义观、法定秩序正义观、神义秩序正义观等角度对秩序正义做了梳理,并认为秩序是自正义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基本价值,或者说,保证社会的秩序是正义的底线价值。     

马克思正义观的双重向度及其方法论原则

在马克思的视阈和语境中,"正义"既有作为事实性的法权意义的形式正义的涵义,又有作为价值性的规范意义的实质正义的涵义。在这样两个层次的差别与统一中,马克思对正义观的批判及其建构呈现为双重维度,即基于法权事实基础上的外在客观批判与基于规范诉求基础上的内在价值批判、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契合统一。只有将马克思的正义观置于其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方法论视域中,才能真正辨识马克思正义观双重向度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纠正以往在马克思正义观研究中或偏重于事实或偏重于道德的"单向度"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方法论误区。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正义理论。它由以下内容构成：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概念、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关系、国家正义的实现和国家正义的维持。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在于：第一，国家正义概念与个人正义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基础，但柏拉图的国家正义概念与个人正义概念都存在问题，而且柏拉图夸大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对应性，并忽视了国家正义与个人正义之间的矛盾；第二，哲学王统治是国家正义和普遍的个人正义实现的关键，但柏拉图没有意识到哲学王统治与国家正义一致的或然性以及哲学王统治本身的内在困难；第三，国家正义和普遍个人正义的维持依赖于公共教育和公有制度，但实际上它们并不能真正维持国家正义。     

程序正义价值探析

本文从以实体公正为本位、忽视程序的相对独立价值,而使实体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入手,进而分析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由社会实质正义的价值指引,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实现的必要前提,缺乏程序正义要件实现的实体正义是畸形的正义,与法治精神和社会实质正义要求相悖;程序正义又以实体正义为归依,正因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才更显程序正义的价值所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同是我国法治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

自然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一个最为模糊的概念,也是理解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概念。自然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最高意义上的真正正义,这种最高性体现为自然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中居于一种特殊的基础地位。     

略论司法鉴定的正义价值

司法鉴定活动的正义价值内涵不同于一般的诉讼活动，而应该包含科学正义的理念。科学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鉴定正义价值的三个层面，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与平衡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有利于明确司法鉴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     

正义的普适性与正义的多元性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宗教信仰、风俗、道德等差异与分歧而普适的正义?罗尔斯提出了普适性的正义理论。然而现实社会多元化的真实存在,则需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从而促进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即社会正义的实现。     

民族村落生态经济的环境正义考量:一个新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发展与环境相互协调的问题逐渐成为事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生态经济作为实现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高度统一的经济样态,从宏观上看解决了人与环境之间矛盾的环境伦理问题,却依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环境不正义问题。在此从环境正义的视角出发,对民族村落生态经济发展进行考量。研究发现:代内正义上存在着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不对等;代际正义上存在着资源禀赋的过度开发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种际正义上则需要注重保护其他非人类物种的"内在权利"。     

福利正义及其实现

正义理念大致沿着美德正义、神性正义、契约正义、分配正义的路径衍变。在当代社会,分配正义是正义的核心关涉;福利正义是其核心组体,指称福利分配体现的公正、适当、恰如其分。福利正义理念有着深远的渊源、价值要素(需要、应得、平等)和实现要素(再分配、承认、权利)。福利正义通过再分配和承认两条途径得以实现,权利——在现代社会概化为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此赋予法理基础和保障。     

分配正义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分析

罗尔斯将平等的自由原则以及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作为实现正义的两个原则。我们根据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将正义原则概括为同一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认为正义是基于同一性正义和差异性正义相协同的协同正义。并以此运用于分配领域,分析和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认为同一性正义是其价值旨归,差异性正义是其必要限制和有益补充。     

环境正义的分配范式及其超越

作为全球绿色运动中的重要一脉,环境正义是民权运动、反有毒物运动、学界推动、原住民斗争、工人运动,以及传统环境主义共同孕育下的产物。长期以来,囿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传统正义论的影响,环境正义的研究范式一直被分配正义所主导。但正义之内涵远不止于分配维度,而应有更宽泛的意义和指向。学者们近些年的研究成果和现实的环境正义斗争实践表明：将正义和环境正义之“正义”内涵归约和简化为单一的分配视角是有失偏颇的。正义实际上是集分配、承认、能力和参与等四种维度于一身的统一体。基于此,对传统正义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批判反思,并积极重构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就显得非常必要,对推动正义论,尤其是环境正义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文化正义”概念

文化正义问题是文化建设的突出主题。"文化正义"是主体正义、制度正义和交往正义的复合建构。维护文化平等、保障文化自由、促进文化分享是文化正义的内在价值。尊重文化形象、优化文化环境、净化文化市场是文化正义的外在价值。"正义文化"是具有公心的主体文化、具有公理的制度文化和具有公义的交往文化的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把弘扬文化正义和建设正义文化统一起来。     

共产主义:正义及其实现

正义不单单是一个法权概念,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控诉不仅仅是谴责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最重要的是论证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性,这种缺陷使得正义和权利的存在成为必需。对正义的解读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饱含着生产力和道德的双重标准,即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揭示了这一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在消除了阶级差别和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固然不存在协调阶级冲突的权利标准,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走向消亡,但并非完全排斥一种内在的正义需求,仍需要价值层面的正义加以引导,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正义的标准是内在于社会的,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完全超越正义的社会,反而以正义为前提,是高阶正义的真正实现,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准确理解这一实质对于分析和解决当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更需注重实质正义

社会正义的实现状况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前途与命运,而且又直接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通过对西方正义思想的梳理,认为要实现社会的正义,既需要做到程序正义,即起点公平与过程公平,同时更需要注重结果公平和实质正义。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多元正义理论的构建及其困境

20世纪末,西方正义理论出现以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为首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与以A.麦金泰尔、迈克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正义学说之间的争鸣。在这场正义大讨论中,以迈克尔.沃尔泽和戴维.米勒为主要代表的多元主义正义理论另辟蹊径,结合社会多元化的因素,提出多元正义理论的构想,为正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多元正义集中对社会物品的多样性和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对具体的社会正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特色见解,但也遭遇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诘难。     

数据正义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北大核心

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不同于宽泛意义的法律程序,而是指数据处理者实施处理行为前,应当向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必要程序,以有效约束数据处理者,从而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预期利益。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中,确权授权机制存在固有局限、知情同意规则的效果被弱化、数据利益的分配失衡等情况表明,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亟待加强。三种类型的数据正义理论为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提供了较为体系化的理论支撑:以工具性的数据正义拓展确权授权机制,以程序性数据正义支持个人信息决策理性,以分配性数据正义均衡利益分配。结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践,个人信息的程序性保护可在三个方向上予以加强:细化公示公开程序以配合确权授权机制,强化知情同意程序以制约数据处理决策,完善影响评估程序以协调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