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狱两案例

鲁迅《且介亭杂文》里的《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这两篇都是谈清代文字狱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乾隆朝的文字狱,也着实可怕。道光年间龚自珍的《咏史》诗还在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写诗的时候,事情过去已经有几十百来年了,知识分子犹有余悸,可以想见当年震慑力之大了。     

清代“以例修律”现象的形成与发展——以“造妖书妖言”律例的立法变迁为视角

"例"在清代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承担着"辅律而行"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例"还在实质上承担了修改完善整个法律,使得律文能在"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前提下获得实质上的发展,这就是"以例修律"的概念。清代的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锢思想,探究清代统治者在"造妖书妖言"律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何灵活运用条例来实现统治者的需求并应对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禁书年代读禁书

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禁书运动,比如秦始皇时代曾采纳宰相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并明令民间严禁收藏《诗》、《书》、《礼》、《易》等儒家典籍,有违反法令者,满门抄斩,称之为“挟书令”;还有就是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出于狭隘的民族心理,对汉族书籍中一切有碍清朝统治的民族主义内容严加删削,甚至不惜大兴“文字狱”。在所谓“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各种各样的文字狱不绝如缕。鲁迅先生在他晚年的《病后杂谈之余》等杂文中,对清代的文字狱痛加诋呵,认为这是野蛮民族的暴行。近     

盗劫拐卖婴幼案尚未结

168名犯罪嫌疑人疯狂拐卖婴、幼儿75名,云南边境发生震撼全国的拐卖婴、幼儿团伙大案。 杀人放火盗抢婴幼儿,泯灭人性骇人听闻 打拐民警出生入死,历尽千辛万苦追捕犯罪嫌疑人 惨案仍在继续,打拐斗争正未有穷尽。     

儒生的劣习与皇上的厌恶

历史上最恨文字狱的人,莫过于文人本身。随之转而将文字视为至上之物的,也是文人本身。实际上,以舞弄文字为至高雅趣是否正确,又是另一回事。有时,某些执政、从政的人,一开始就很讨厌专门舞文弄墨而别无他技的人,随后才升格为文字狱,对这样的两种事应当区别对待。     

《清诗别裁集》文字狱案之历史考证

《清诗别裁集》文字狱案的爆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最初由于乾隆对钱谦益的反感,使《清诗别裁集》进入帝王警惕的视野,而由《清诗别裁集》中的吴伟业等人,又引出对一大批降清变节之人的不满。沈德潜是一个纯粹的诗论家,以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为唯一标准,乾隆则是政治家风范,视文学为政教的工具,这样的分歧是激化二人矛盾的根本原因。乾隆中期以后文化政策日渐收紧,文字狱频发,沈德潜也已去世,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清诗别裁集》文字狱案的爆发。     

论《筱园诗话》的诗学价值

《筱园诗话》是清代最后一部理论价值较高的诗学著作,作者赋予了"积理养气"说的"理"与"气"以新的内涵,提出了"真气"说,由此从"诗贵有我"又"须无我"而标举"真我",指出"有我"不是"自身份",而应是具人类之心、表现人性之美的"上下古今,神而明之,众美兼备"。作者又以宏观诗史的目光,列"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为历代诗人之"家数",此种具有审美判断的命名,优于清代已有的多种品评法,为后人沿用。     

新《刑法》修正案与中国房地产骗贷大案

我们之所以要说这桩骗贷大案,一是因为这桩骗贷大案数额巨大,惊心动魄；二是因为这桩骗贷大案案情己大白天下,便于解剖；三是因为这桩骗贷大案很有典型意义,在中国房地产业很有普遍性,而且新的《刑法》修正案对此类骗贷案很具针对性。     

历史上的文字狱

清道光五年（1825）冬,龚自珍写了一首《咏史》诗,其中有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大意是,友朋聚会,本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但席间有人谈到文字狱,因不忍听、不敢听,只好退席,落荒而逃。     

良币被劣币驱逐之后它欲何往?

正如果一个地区或者部门发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荒唐现象还没有引起警惕的话,那么,按照平庸的人性逻辑轨迹,接下来出现的就必然会是"良币蜕变为劣币"的更加严重的荒唐景象。山东"问题疫苗"事件引发举国上下广泛的关注。根据媒体广泛深入的追踪报道,这件惊天大案的重重黑幕被一一揭开,真可谓触目惊心。令人难以置信。     

“性贿赂”为何愈演愈烈

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全国检察机关在办理受贿犯罪大案的同时,严肃查办了一些大肆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案件,包括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大案。赵登举副检察长还特别提到目前人们关注的"性贿赂"问题。他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办的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所谓"性贿赂",用法律专家的解释,即用不正当的性关系,达到行贿者和受贿     

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帝的民族思想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处理文字狱案的产物,雍正帝在其中大力驳斥了"夷夏之防"的固有思想,表答出"华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在此基础上,雍正帝进一步提出不应以地域或民族来作为评判君主的标准,而应当以"德"作为评判政权正统性的准则。但雍正帝的民族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性,以君臣伦理作为基础,无法消除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歧视以及自身的民族优越感,美化清朝的统治。《大义觉迷录》从根本上说,是雍正帝借以发动文字狱、实行思想专制并巩固清朝统治的工具。     

人性的二重性与德法并举：一种可能的阐释

人们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二重化,昭示人性善恶的二重性,历史上许多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识。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人性中的恶,是法治产生的基础;而人性的善,则使德治有了可能。人性的善恶兼融必将推演出治理的德法并举,德法并举也有利于人性的良性发展。     

有理想才有追求

“警匪片”作为一种流行片种,在国际市场上一向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近年来我国的公安题材电视剧如《刑警本色》《罪证》《永不瞑目》《１２·１枪杀大案》等,虽然使荧屏热闹了一阵子,但观众意见也不少,说明我们艺术上未臻完善。比如戏剧冲突的组织,国外佳作往往有犯罪心理及行为的大量刻划,来与执法的警察形成对比,从而深化人性的冲突、法律的冲突。近来几部已经引起观众瞩目的片子做到了关注现实,切中时弊,开掘人性,只是对犯罪心理与行为的描述上,除去《罪证》外均嫌薄弱。国际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已把“侦探文学”改为“犯罪文学”。意味…     

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黄培案

清初康熙年间的黄培文字狱案．是历时四年的清朝一大要案。清廷前后下过六道谕旨．牵动京、省、州、县四级官府，涉连217人，堪称清初中国北方最大的文字狱案。     

电影《鸟人》长镜头语言中的低碳美学

电影《鸟人》因其深刻的人性内涵荣获第87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整部影片在故事创作上遵循了本真人性原则,在人物性格的人性真实与镜头内容上的客观真实上有很高的德性艺术价值,引发了观众的共鸣与沉思,"文艺创作的法则就是美学原则,而美学原则的本质就是本真人性原则",由此可以看出电影《鸟人》符合低碳美学特征,是一部难得的低碳艺术作品。而该片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伪"一镜到底"式的长镜头运用,而这里的长镜头都是基于人性的真实需要来组织。为了探求长镜头是如何使影片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关怀这一问题以低碳美学理论为切入点,从题材、叙事、主题三个方面来解析《鸟人》长镜头的低碳性质。     

清律中的图财害命概念探析——以清代的典型案例为基础进行分析

从清代的有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图财害命是以当场获得死者财物为目的的谋杀人.同时,在清代的司法实践中,一些因拐卖人口而杀人的行为也以图财害命论.此外,在清代,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些因财启衅的杀人也被认定为图财害命,但是后来的司法实践又对此进行了纠正.     

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人的自我实蓼

自我实现一方面表现为个性的实现；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表现为人性的实现，即“我”作为一个人而存在。从这个前提出发，马克思哲学为我们理解人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人的自我实现就是人性解放的生成性过程，自我实现的途径是社会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其最终归旨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哲学中，个性的自我实现最终是以人性的实现为前提的，因此在人性受到抑制的阶段，人只能有限度地实现自我。     

清代朝廷与府县的关系——以乾隆与正定府为中心的探究

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国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影响皇朝稳定、分裂统一、社会民生的重要环节,各王朝无不精心设计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制度与机制,平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与义务,从而稳固统治。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除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有着鲜明的特色外,其朝廷与府县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相对而言,学界对此研究相对较少。笔者以乾隆时期朝廷与正定府的关系为中心,从乾隆皇帝临幸正定府、朝廷对工程监管、营伍管理、纠察大案、防灾赈灾等方面考察乾隆时期朝廷与正定府的互动情况,以期加深对这一时期朝廷与府县互动关系的了解,从而更加全面的认识清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9810”大案

11年过去了，“9810”大案在深圳、广东乃至中国公安史上，依然闪烁着其特有的光泽，大案涉及的绑架犯罪部分，那得手高达17亿多港币的赎金，据说是世界之最。这个惊天大案的成功侦破，深圳警方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