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内部规制及其合理化路径

政府内部规制是指在政府内部一个公共机构通过制定规则和设定标准的方式影响和规范其他公共机构的活动和行为,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政府某些具有经营性质的机构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或者从事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准经济活动"时,所受到的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二是行政性规制,即对规制者的规制。政府内部规制是政府的自我约束方式之一,但其具有规制主客体都是公共机构,规制机构身兼规制者和被规制者双重身份等特点,因此相较于针对企业的规制,更容易发生规制失败。要使政府内部规制合理化,应从(但不限于)理顺职能、绩效评估、引入竞争和沟通协调等途径努力。     

药品独立性规制及其制度构建

目前政府药品规制额度独立性问题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以为,药品规制应当具有独立性。本文从药品规制的独立性切入,认为药品独立性规制的主要问题为：其一,药监规制机构与制药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无法实现独立性,而药监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不独立尚属其次。其二,缺乏对规制者的有力监督。为此,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确立独立性的药品规制机制,并加强和完善规制监督制度。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背景变化与规制体制重构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结构与规制体制的形成是建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需求扩张导致的自然垄断性弱化以及政府规制的失灵等,使得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背景出现了新的变化,为此必须从规制机构、立法建设、微观企业基础的构建、激励性规制的推进等方面重构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体制。     

政府规制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善治政府之生成

政府规制是规制机构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主体实施的行政干预或经济控制,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政府规制产生的直接动因。在考察政府规制演进的研究中,我们要理顺规制何以发生、规制何以变迁、理论预设何以演进三个逻辑进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需要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然而,政府规制又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的所有问题。＂后规制＂作为一个后现代话语概念,它强调规制本身和经济主体自规制的重要性,强调多元规制主体的共同参与,是解决市场与政府失灵、促成善治政府之生成的政府规制演进方向。     

论火灾物证鉴定启动程序之重构

我国火灾物证技术鉴定启动程序存有弊端,未能有效规制公安消防机构的权力、保障火灾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设置以公安消防机构自主决定鉴定与火灾当事人申请鉴定两种模式为主、混合启动模式为辅的启动程序,能体现权力运作与权利保障之最佳平衡点,实现权力规制与权利保障之双重功效。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中激励性行政合同的运用

在自然垄断行业激励性规制方式中,有创新意义的就在于逐步引入了行政合同规制方式,针对行政合同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我们应认真分析激励性行政合同的影响因素,并揭示行政合同的属性,总结规制机构在行政合同履行中的特权与限制,从而实现行政合同的法制化,以促进自然垄断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政府规制改革的核心:消除利益集团干扰、建立博弈框架

政府规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首先是清除利益集团干扰,消除权力对市场的不当干预,使规制对象同质;其次是建立博弈框架,加强公众参与,增强博弈能力,进行制度设计,对规制机构进行有效监督。     

从治理工具的角度透析政府规制实践

一、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政府规制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规制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是政府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工具。1887 年,为解决铁路运费的问题,美国国会成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规制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许多学者认为这标志着现代政府规制的产生。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政府规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形成所谓的“规制国家”。从实际     

基于职业健康和安全的立法权解构与规制竞合

职业健康安全管制的立法权分为归属立法机关的专属立法权与归属行政机关的剩余立法权两类,前者是对立法机关专属性、稳固性法律创制功能的发挥,而后者则是对管制机构专业性、灵活性行政功能的发挥。世界各个国家基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势的差异,不同程度地采取通过"授权"或"收权"的形式使两者之间部分地发生立法权限的转移和立法权之间的相互竞合。文章从立法权解构的角度分析了职业健康和安全的立法规制类型及规制权力的竞合关系,并以此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中国职业健康和安全立法规制的机制缺陷与规制效率等问题。文章结论认为要解决立法规制的效率问题,必须对我国职业健康安全的立法权进行重新解构,并着重提升不同规制立法权之间的协作竞合效率。     

公司民主化规制探析

公司民主化规制从营利性、生态性与社会性的分设与制衡中构筑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环境,从而促成营利性的相对化趋势。在宏观层面,制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外部规制体系,包括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评价机构、经营者网络以及以非营利组织(NPO)为核心的市民运动,由此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监督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在微观层面,公司民主化规制是一项多重指标,在公司民主化管理、环境革新与道德管理等方面,"定序测量"方法可以对生产商和供应商实施严格的规定,迫使公司的社会责任从"慈善感觉"上升为左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在中国,公司民主化规制可以把企业、市民以及行政的三方协同作为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