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解释中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共同提倡

我国刑法学界就刑法解释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的争论。事实上,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在使用时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面对具体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时,同时运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在定罪量刑时,首先进行形式解释,在符合形式解释结论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社会观念的转变导致某些犯罪不值得科处刑罚需要出罪,或者导致出现某些新型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入罪时,再进一步作实质解释,从而真正实现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协调统一。     

论实质的犯罪观

刑法学的理论争议是从实质犯罪观与形式的犯罪观的对立开始的。刑事立法侧重于实质,司法侧重于形式;入罪侧重于形式,而出罪侧重于实质。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对犯罪的实质评价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相应地,需要在理论上构建对犯罪的解释体系和价值判断空间。     

刑法中作为义务来源演变的法哲学背景分析

刑法中不纯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由形式来源说向实质来源说转变的背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刑法的自觉或者说刑法的独立观,是作为义务实质化的直接动因;实质的违法概念和整体的考察方法,是作为义务实质化的深层理论背景;纳粹时期的全体刑法、政治刑法则为作为义务实质化探讨提供了客观环境的助力。     

人民主体与我国刑法解释立场转向

刑法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均根源于人民主权理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人民主权下的卢梭和洛克之争,法理的同源性决定论争难有实质性的解释“增量”,更难说推动刑事司法善治。“人民主体论”超越“人民主权论”,是历史观和基于历史观基础上的政治观的一次重大飞跃。可用人民主体论为我国刑法解释理论论争“定分止争”并将其融入我国刑法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为体,确立面向公众共识、面向刑事政策、面向所有人发展的刑法的主体解释观,真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解码中国刑法解释何以有理的大问题。     

犯罪概念的历史演进:由刑法之内到刑法之外

随着人类对于犯罪这一社会现象认识的不断加深,犯罪概念经历了由形式概念、实质概念、混合概念等一元的犯罪概念向二元的犯罪概念的历史演进。通过对这四类犯罪概念展开学术史和综述式的考察,发现犯罪概念经历了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进化过程,这也充分体现出犯罪概念的内容丰富庞杂与体系逻辑缜密。步入21世纪,刑法导向观发生较大转向,犯罪概念建构的基本思路趋于多元化,需要由刑法之内走向刑法之外。     

实质的犯罪概念比较研究

在刑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学理论体系中,研究犯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犯罪概念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另一种是规范的犯罪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实质的犯罪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先于规范的犯罪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的界定与统治阶级的犯罪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有什么样的犯罪观便有与其相应的实质的犯罪概念。     

对刑法第111条的理解适用及其引申——以李某为境外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为例

由国家安全这一犯罪客体所决定,在适用刑法第111条时应将该条中的国家秘密限定为关系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即应对该条中的国家秘密采用限缩解释。在适用刑法第111条所确定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这一选择性罪名时,应避免分割评价和重叠评价。刑法解释应取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刑法解释,而非丢掉实质的极端的形式解释,即刑法解释应是合情合理合法解释,唯此方可达致刑事正义。     

数字环境中版权犯罪的实质刑法解释——以“复制发行”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环境中的版权犯罪问题成为重要的刑法研究课题。在数字环境下对侵犯著作权罪予以解释,应立足实质刑法解释的立场,注重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来回顾盼。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结合数字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特点,综合考量刑法目的,实现刑法的实质正义。就"复制发行"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在解释中应注意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并谨慎处理民事、刑事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刑民分界问题,坚持刑法的谦抑性。     

犯罪故意:立法比较与学理阐释

我国刑法采取不区分构成要件故意与罪责故意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立场,不存在三阶层赖以存在的犯罪论体系之基础。《刑法》总则第14条第1款明文规定了"故意"的概念内涵,并且将"社会危害性认识"作为成立"故意"的条件,这与不定义"故意"概念的德国刑法、日本刑法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德国、日本刑法学理上给"故意"所下的定义存在较大的差距,也不同于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的俄罗斯刑法。认为我国刑法可以与三阶层体系完美契合的观点,明显忽视了我国刑法规定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这一规范障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双重的形式故意概念不具有合理性,它会导致一些案件处理的复杂化。无论是出于逻辑自洽还是功能自足的考虑,我国采取中国特色的单一的实质故意概念,不承认"故意的双重地位",都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从形式到实质:论刑罚的正当性

作为由国家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者剥夺某种权益的制裁方法,刑罚体现了国家和公民个人基本权利之间的特殊关系。国家为什么可以剥夺公民的基本人权?此谓刑罚的正当性问题。作为刑法信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刑罚的正当性必须进行全面和完整地证明。传统刑法学理论主要用"国家及其代表具有使用刑罚的权力或者资格"、"刑法的任务和功能"、"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刑罚目的"等四种方式进行回答。本文认为,刑罚的正当性应该从"来源正当"、"形式合法"以及"实质合理"等三个方面逐步深入地进行证明和把握。     

刑法机制

刑事诉讼即刑事程序，即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前后环节)，尽管与刑法功能的实现有关，但它不涉及刑事实体即刑法问题。而刑法机制的组织基础是刑法结构，刑法结构则是刑事实体的价值基础。所以，刑法机制的重心是刑法问题，是动态上的刑法，是实践中的刑法。在价值取向上，程序重形式正义，机制重实质正义。     

从刑法解释泛化现象反思刑法解释的底线

对刑法条文过度解读或是创设性解释的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对刑法解释底线的随意破坏。刑法解释泛化现象是实质导向目的解释扩张适用所引发的刑法解释危机,践踏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不符合严格解释的基本要求。刑法解释应该自我节制,遵循形式解释优先的刑法解释理念在文义解释所划定的解释活动最大空间内进行,这是刑法解释结论合理合法的基础所在。     

二元论与结果无价值的多维向度透视——以德日"三阶层"为向度

毋庸讳言,滥觞于最小犯罪常数之争的二元论与结果无价值是违法性论域的两种截然对立的刑法观,其争锋已衍生至林林总总的意域而彰显深远意蕴.通过历史论、本体论及语境论这三面向度的理论蓄势来勘破这一决定刑法基本立场的元命题:结果无价值具有优选性,其应顶替社会危害性理论而作为实质违法性甄别的根基.二元论徒具修辞意义.     

罪刑法定主义的变迁和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主义有形式的理解和实质的理解两种方式。早期的罪刑法定主义是形式的和绝对的,它反对司法者对刑法做任何解释。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站在法律正当性的立场上,赞同任何有助于个案具体正义得以实现的各种解释方法。现代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以形式为主,兼顾实质的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它要求刑法司法解释既要以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为基础,又必须符合广义的形式的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     

实质法律推理研究

石现明在《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实质法律推理是相对于形式法律推理而言的，是在没有现成且明确无误的法律规范可资适用的情况下，以法律的目的和基本理念、普遍接受的公平价值观念、社会公共利益等法律之外的因素作为大前提而进行的法律推理。实质法律推理有助于克服形式法律推理的缺陷和弊端，有助于促进和实现实质正义。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腐败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腐败本校党建教研部教授王贵秀一、问题的提出腐败的实质是什么？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能够对腐败顽症对症下药，有效施治。同时，这也是由下列情况所引发而不能不提出的问题。１．“廉政”与“腐败”的相关性前几年在探讨廉政建设问题时就发现，廉...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和特征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触及到所有制改革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不突破传统的旧观念,不从理论上讲清这个问题,改革就难以推进。王珏教授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和特征这个角度对公有制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值得一读。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邓宝驹等人侵吞信用社资金两亿多元,依法被控职务侵占罪,该罪最高法定刑是15年有期徒刑,如同种情况发生在国有企业,则可判贪污罪,最高法定刑是死刑,两者差别很大。这样的判决合法而不合理,这就关系到法学上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发生冲突时,     

试论政治工作的实质

实质,即事物的本质。对于一比较复杂的事物,只有把握了它的实质,才能对其有较彻底的认识。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现象,捕捉并展示其实质,是任何一门科学理论必须完成的使命。可见正确地理解和阐述政治工作的实质,是军队政治工作学理论体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可说是首要问题。能否对它作出中肯的分析,直接关系着对政治工作的     

实质法律推理中法官的价值判断

实质法律推理是相对形式法律推理而言的一种推理方法 ,它强调的是法官如何弥补形式法律推理的不足,在现存具体法律规范不能有效适应司法裁判需要的情况下灵活地选择和适用大前提。实质法律推理的特点决定了法官的价值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甚至是核心作用,公共政策、道德、社会利益与公序良俗等因素对法官价值判断产生着重要影响。为避免对实质法律推理的滥用,可以从提高法官自身素养和加强社会监督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