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委内瑞拉可治理性危机的分析

委内瑞拉在1958年建立民主体制之后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经济模式转型以来,委内瑞拉面对着一场可治理性危机,其表现为民选政府愈来愈难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大规模、长时间的罢工、示威和严重的暴力冲突频频发生;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政治分歧加剧;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分裂乃至对立,严重限制了政府的执政能力;猖獗的腐败现象损害了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多起未遂军事政变的发生对民主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从政治体制的角度看,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在于委内瑞拉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水平;民选政府的执政能力不足,政策措施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两大传统政党的衰落和政党体制的破碎化削弱了民主体制的社会基础和功能作用.为了应对可治理性危机,委内瑞拉政党和政治体制都需要进行自我改革,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并建立一套强有力的反腐机制.     

拉美国家传统政党的衰败与可治理性危机

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相继衰败,有的丧失传统执政地位,有的一蹶不振,那些仍处于执政地位的传统政党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也大大下降。这些政党衰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政党在理论、制度和组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缺乏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二是这些政党在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缺陷,缺乏化解各自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能力和手段。传统政党衰败带来了多重政治后果,凸现了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危机。     

可治理性与社会凝聚:拉美国家的经验

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总体上处于缓慢持续提高的过程,可治理性持续改善的制度基础、体制条件、政策条件和民众基础均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国家在可治理性方面仍有许多难题,远未实现理想的可治理性.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化和经济转型的实现,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缺陷更加明显,在体制、制度和政策设计、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经济和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可治理性缺陷加剧了社会矛盾,损害了社会环境,降低了民众的认同感和对未来的预期,损害了社会凝聚.拉美国家社会凝聚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可治理性程度的进一步改善.     

可治理性与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

拉美的可治理性问题早已存在,许多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可治理性问题。最近20年,拉美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增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可治理性问题加剧。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主要源于体制缺陷,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和缺陷。拉美学术界、相关国际组织提出了一系列克服可治理性问题的政策性建议,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试图提高可治理性的实现程度。     

巴西可治理性问题分析

巴西的可治理性问题源于独立以来的政治传统、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治制度安排,突出表现在联邦政府决策和施政的力度和效率上。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状况以及发展道路、模式的选择深受威权与民主、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总统制的向心力与政党和选举制度的离心力等不同趋势和倾向的影响。不同趋势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可治理性问题的主要内容,其分析焦点在于如何塑造兼顾代表性和效率、具有可持续性的政治制度,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一系列具体制度的设计和安排。     

拉丁美洲民主化与可治理性问题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拉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已经从关注民主转型转变为分析民主体制的巩固、质量和治理问题.民主政治体制确立以后的具体制度安排与运作是一个社会能否实现可治理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民主政治的竞争、参与、问责等诉求与民主体制的稳定、秩序和效率等要求构成某种紧张的关系,体现在拉美国家政府组织的基本形式即总统制及其与政党、选举、司法等制度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情况在拉美各国虽有差异,但探讨其一般特征仍不失为分析民主体制现状和前途的一种思路,也是民主化以后拉丁美洲可治理性研究中首先要加以认识的问题.     

阿根廷和智利应对危机的对策分析

阿根廷和智利是拉美较典型的初级产品出口国.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扬,这两个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得以强化.在创造巨额外汇收入的同时,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也使得两国对国际商业周期的影响变得更为敏感,更容易受到金融海啸的负面影响.两国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政策的可行性.面对危机,两国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两国应对危机的对策能否完全奏效,还取决于危机持续的时间长短以及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合作能否早些取得成效.     

拉美国家的腐败与可治理性问题

腐败是影响实现可治理性目标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参与政治的热情、社会公正乃至社会伦理道德的清明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损害。拉美地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造成民众对各类正式制度产生不信任,从而使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面临威胁,导致可治理性问题和可治理性危机。拉美地区的反腐斗争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一定成绩,除少数国家外,腐败恶性发展和持续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腐败程度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拉美的反腐败斗争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阿根廷债务危机的形成及启示——阿根廷金融危机探源之二

阿根廷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以支付危机为主要特征的债务危机。它是因阿根廷政府丧失偿债能力、不得不宣布倒债而引发的。阿根廷债务危机启示人们,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政府只有坚决控制财政赤字,保持健康的财政,不断提高出口创汇能力,保持合理的资金流入,制定并实施恰当的债务政策,控制内外公共债务的规模,减少对外债的依赖,维护公共财政的平衡,保持政府信用,才能有效地避免债务危机的发生。     

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转型与可治理性问题

墨西哥的可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后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为墨西哥带来数10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实现了初步的可治理性,但这种可治理性有很大脆弱性。在80年代后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墨西哥出现新的动荡和不稳定,体制缺陷进一步暴露,各阶层不满情绪增长,有关当局驾驭危机和应对矛盾的能力下降,出现新的可治理性难题。尽管有关当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提高可治理性的实现程度,但在可治理性方面仍存在严重困难。     

厄瓜多尔可治理性问题研究

厄瓜多尔可治理性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高度"碎片化"为特征的国内政治格局使总统府的政策难以取得民众的信任,表现在传统上的高地—海岸之争愈演愈烈,新兴土著人政治力量的崛起更给本来就复杂的局面增添了新的变数;二是政治体制缺乏效率,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司法机构政治化等;三是腐败削弱了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四是贫困和社会公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可治理性问题更加突出。     

阿根廷政党治理危机及其原因探析

1983年结束独裁统治后的阿根廷重新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政党再度成为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主体。但民主宪政的回归并没有相应地促成政党政治的制度化,先后上台执政的激进党和正义党均不同程度地陷入治理危机的泥潭。究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阿根廷两大传统政党内部的治理缺陷(如政党的运动主义倾向、独立性差、缺乏党内共识、支持基础薄弱、联邦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等等)。内部治理的失败使阿根廷政党没有真正发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媒介作用,丧失了政党的基本职能——表达民众的利益,其结果迫使民众常常诉诸于体制外的社会动员或街头抗议等形式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造成社会政治动荡频发。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分析

梅内姆政府于 1 989年上台后 ,在阿根廷推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自 1 991年 4月到2 0 0 2年 1月为止的货币局制度就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分析来说明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结局。一　货币局制度的特征货币局制度是指一国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外汇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基础货币发行以相应的外汇储备作为准备金这样一种特殊的货币制度和汇率安排。阿根廷货币局制度不仅具有货币局制度的一般内容 ,而且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 ,阿根廷选定美元作为锚货币。货币局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实行固定汇率制或…     

从阿根廷货币危机看美元化的命运

阿根廷目前的货币危机宣告了不规范的货币局制度在阿根廷的失败。有关阿根廷经济究竟应以美元化为主还是以比索化为主的争论一直在持续 :一些人认为 ,无论美元化有多少优点目前对阿根廷而言都是不合时宜的 ,阿根廷的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持不同看法 ,而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依然在描绘美元化的美好蓝图。     

阿根廷经济危机前后的外国直接投资

如同拉美大多数国家一样,阿根廷的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对阿根廷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阿根廷历史上曾出现过3次外国直接投资浪潮。但2001年年底阿根廷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影响了外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本文探讨和分析了阿根廷经济危机前外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和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