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途径及中国的应对——从南海仲裁案说起

中国一直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种和平手段主要分为政治与司法两种并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倾向于运用司法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结合争端本身的特点选择最适宜的争端解决方式,是国际争端是否能够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趋势不影响国家依据国际法所赋予的合法权利、自身偏好自主选择国际争端的解决方式.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四不”立场,完全是由于仲裁案本身严重违反国际法,并不能由此否认中国参与和支持国际司法的积极立场和态度.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想要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把握运用政治、司法手段处理国际争端的“黄金分割点”,提升在国际公约的制定等议题上的话语权、争端规则的动议和谈判能力等,以在国际司法程序中增加胜算.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

国际制度设计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和研究议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之内,忽视了社会规范因素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借鉴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探讨了规范在国际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指出强意义合法性机制与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国际制度设计中规范与理性相互作用的两种形式.强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构成性规范通过塑造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身份,进而成为国际制度设计中行为体无需考虑就加以接受的"理性神话".弱意义合法性机制是指限制性规范通过影响行为体利益计算的方式作用于国际制度设计的过程,行为体出于对声誉和责任方面的考虑,会限制一些纯粹出于物质利益追求的国际制度设计行为.     

公地化: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另一种思考

国家间的领土主权争端反映的是国家之间在对地球空间产权私有化过程中的分配矛盾。建立在私有化分配方式基础上的领土主权争端已经成为威胁国际稳定、阻碍地区共同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应对领土主权纷争的传统手段也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争议领土公地化为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纷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通过订立维护领土公共性功能的国际条约、创设有效的多边协商机制以及强调多元行为体的共同参与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将争议领土公地化,从而克服由私有化分配方式制造的困局。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运用公地化策略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纷争的成功实践、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国际社会应对南极洲主权争议的"冻结主权"原则的实践,中美洲三国对丰塞卡湾的共同行使主权。这些成功实践既涉及地球特殊空间,也涉及一般化的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通过对国际社会中成功实践的考察,探索实现争端领土公地化的关键要素,有助于丰富应对领土主权争端的思路和手段。     

国家身份、国家角色视域下的中俄关系

国家身份是指国家在特定国际背景下持有和表现出的个性与独特性的形象,即国家是什么和代表什么,在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包括内在身份和社会身份。内在身份是由国家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属性决定,社会身份是国家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建构而成的。国家角色是外交决策者对于适合本国的一般性决策、义务、规则及行为的自我确定,同时包括了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在持久基础上应尽职责的自我确定。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规定国家角色,国家角色塑造国家对外行为。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影响使其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相互依存特性。三国内在身份差异决定了美国会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持久推动力,中俄社会身份的趋同有利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达成相同或相似立场,国家角色认知差异使两国选择结伴不结盟关系。     

“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反思与超越

国家利益是主客观交织的概念,"国家利益最大化"观念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抽象,并通过三种形式表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观念遇到了巨大挑战。这一挑战在理论上来自建构主义、公共理性、全球伦理、全球社会理论的诘难;实践中则在领土争端及安全问题的解决、国家利益的流散、全球问题,以及国际保护的责任等国际政治的实际运作上遭遇困境。因此,有必要反思与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观念。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冲突与趋同

本文认为,历时八年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之所以未能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完成,主要是因为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及劳工和环保等四个条款。这种冲突体现了两国在规则制定上的分歧。而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则包括不同的制度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大国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的规则之争。基于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美双边投资拥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美BIT谈判具备了从冲突走向趋同的基础。在走向趋同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重视对美方的要价及其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双方都应该妥善对待"国家安全审查"这一问题、坚持以"共同但有区别"这一理念制定BIT规则以及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试析“硬实力”困境

通过行之有效的外交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所有国际关系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种权力资源进行对外活动的核心指导原则。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传统的硬实力手段在实现国家利益过程中显得越发力不从心,同时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约,国际关系行为体又往往具有硬实力惯性,从而深陷硬实力困境之中,并进而影响到国际社会的进步。本文旨在对硬实力困境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欧盟对外制裁决策:制度设计与影响因素

为塑造强大有效的国际行为体角色,欧盟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愈加频繁地发起对外制裁,并在该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本文以制裁决策为切入点,首先探讨欧盟对外制裁决策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其在《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最新发展与调整,然后分别从欧盟对外制裁理念、欧盟制裁中的美国因素以及利益—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分析影响欧盟对外制裁决策的主要因素。随着欧盟成为国际舞台上更为重要的行为体,对外制裁在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将呈不断上升的态势。     

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