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信息战略探析

冷战后美国政府凭借雄厚的国家实力率先在世界上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层次的信息战略,目标是塑造新时期美国的信息霸权和整体权力优势。具体地说,就是美国通过信息技术优势与传统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相结合,使国家软硬力量同时实现巨大增值,以实现保持国家经济活力、维护绝对军事优势及促进自由民主社会模式全球扩展等三大战略目标。尽管美国信息战略的推行具有“柔软性”、“隐蔽性”等特征,但是从长期看,其侵犯别国主权利益的实质必然导致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     

美国战略收缩与中美关系演化

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周期,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战略收缩的极端版本,未来拜登政府可能延续战略收缩的逻辑。美国战略收缩以及“他者崛起”加速了国际秩序重塑的大变局,单极秩序趋于解体,世界回到多元权力中心的时代。在多元权力中心时代,“中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结构瓦解,国际政治“去极性”和“去阵营化”,多元权力形成的复合三角外交体系将成为常态。中美关系是多元权力中心时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避免走向冲突与对抗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通过政治决断和历史担当构建新的战略竞合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协同进化”。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

美国肆意对华打压,使中美关系有滑向“新冷战”的风险。但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和经济相互依存、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其他各国力量的牵制,使中美仍有避免“新冷战”、重启战略合作的可能。基于对全球事务管控以及美国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美国新政府有可能会策略性调整对华战略。对中美战略合作路径的探索表明,两国既要保持经济合作大局的稳定,也要尝试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金融危机中的美同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与中美关系新定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巴马上台后中关关系大起大落，两个《中美联合声明》对中美关系作出新定位，但是奥巴马政府又在积极实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高调重返亚太地区。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从“接触加遏制”向“合作加牵滞”调整的新取向，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迅速和平崛起，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状况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需要做出必要的回应。美国亚太地区战略调整不能简单解读为战略围堵中国。但要落实中美两国“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定位，需要两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依然存在战略互信基础脆弱的局限。     

布什政府的新联盟战略思想

“9·11事件”强烈冲击了美国的传统联盟观念。布什政府利用全球反恐形势 ,引入“集体安全”理念 ,将其改造为能统合全球各种力量的新一代联盟体系的思想基础。这种开放式的大联盟战略 ,不仅扩展了传统联盟概念的外延 ,而且重新界定传统盟友关系的内涵 ,突出“暂时联盟”的作用 ,以构筑美国主导下的“利于自由的新力量平衡”。新联盟战略的实施 ,将为新世纪美国推行对外战略提供新的平台。     

美国对华常规威慑战略的调整

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军事现代化极大地侵蚀了美国在全球军事上的绝对主导地位,并导致美国对华常规威慑的可信度受到挑战。随着中国常规威慑能力上升,美国战略界鼓吹调整对华常规威慑的理念和战略,提出了“一体化威慑”概念,重视对中国施加拒止性威慑,使中国相信不会在军事行动中实现目标,以达到威慑中国的意图。在大国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从加强国防科技建设、提升拒止性威慑能力和巩固亚太盟友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强化对中国的威慑效用。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此消彼长和常规威慑战略的攻守态势转换,深刻影响着两国战略竞争的形态,也对世界和地区的安全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美常规威慑能力的变化,不仅推动美国统筹考虑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也推动着中国重新思考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关系,并迫使美国调整军控政策,对全球军控体系产生了长远影响。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

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存在中美“双领导”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中美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观条件差距较大,亚太地区并未真正形成中美“双领导”体制.中美实力对比和亚太权力分布的这种客观事实,对于分析两国亚太自贸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各自推进的自贸区建设有特定的目标,但两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是互补性竞争而非零和博弈.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自贸区政策,使美国的亚太自贸区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自贸政策仍在完善中,今后有多种发展可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继续推进自己的亚太自贸区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