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比较分析

直接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是西方思想史上两种重要的民主理论，两者在理论与实践 上有诸多不同。代议制民主较之直接制民主，更适于现代社会的实施，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当代社 会中，代议制民主表现为不同形式特点，各国需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具体分析。现实情况表明，如果 盲目照搬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往往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严重灾难。     

俄罗斯与东亚法治发展模式之比较——以不同文化模式为背景的视角

俄罗斯与东亚诸国同为后发展国家,现代法治发展模式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东亚法治是一种成功的具有积极典范意义的后发外生型法治,对于俄罗斯这样的法治现代化之路较为曲折的国家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作用.俄罗斯与东亚法治发展均以现代化为背景,除了在发展时间上不同外,主要的差别在于两种法治发展模式的背后是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念,在法治进程中,对待本土文化的不同态度造就了各自发展之路的差异.通过对外来文化对东亚与俄罗斯的法治发展模式影响的程度与方式的比较,可以为广大非西方国家法治发展中如何使本国实际与外来文明结合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参照.     

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文化区域主义的视角

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依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区域层面的重要内容与主要环节之一.人文共同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容.古代东亚文化共同体初见于汉代,鼎盛于隋唐,17世纪中叶明清嬗代后逐渐走向衰落,西方殖民东侵与近代 日本扩张等因素使其趋于崩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群体性崛起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当下建构有了现实可能.文化区域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体现.以该视角分析东亚人文共同体建构的前提条件,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存在由历史塑造的相似价值观,东亚文化在域外文化压力下具有一定的"抗逆性",但区域内核心行为体对构建人文共同体尚未形成一致的强烈意愿.在推动路径方面,当前东亚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文化领导者,官方与民间的多层次推动会因历史与政治问题受阻,东亚文化主体性建设须克服"例外论"陷阱.因此,推动建构人文共同体需将文化作为 目的而非手段,由此尝试强化行为体的构建意愿;在推动主体上避免单中心主义,重视多边协调;方式上在坚持依托政府主导的跨区域对话机制的同时,应深化区域内文化产业合作、推进民间 自发性人文交流;在内容上需注重兼收并蓄,融合传统价值观与新兴文化,逐渐实现东亚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人文共同体将以更具实践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方式在东亚展开,为多元一体的东亚国际体系提供精神支撑.     

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

东亚地区在文化传统上与儒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儒家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积淀 ,已深深地影响、制约着它所辐射的国家和地区。儒家文化虽然有它的博大精深之处 ,有些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进入和成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体系 ,并在东亚经济发展的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就其文化模式和观念体系而言 ,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其负面影响不可避免。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既有儒家文化的内在动因 ,当然还有西方现代理性文化的影响和催发。     

东亚人文共同体构建：必要性、影响因素与现实路径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剧变，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成为中国国家发展、东亚区域合作与东西文明互鉴的必然选择。中日韩三国历史上深厚的文化交流传统、长期共享的儒学知识与儒家文化、由相似近现代历史促成的“东亚意识”、以“鲁迅文学”“东亚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传统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条件。然而，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其在战后缺乏深刻反思以及“美国内在于东亚”这一事实，造成了诸多阻碍东亚人文共同体形成的质素。此外，在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过程中，中日韩三国间的文化差异以及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均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在审慎处理“儒家文化—本土文化”“精英阶层—大众阶层”“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三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现实路径应聚焦于以下几点：官方文化对话与民间自发交流共进；重建文化领导力与尊重文化异质性并举；改革教学体系与运用文化遗产并重；以智识支持促进规范内化，寻求原创性知识产品。     

试析中印思维模式的特点——兼论东西方文明影响的差异

中国和印度同属东方文明古国，两国自古以来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印度文化深深地渗透到中华文化之中，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去发现传统文化中还活着的东西，使之发扬光大而服务于现代，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印度思维模式的哲学基础的分析，提出印度思维模式的特点以及与中国的异同之处，并将其归结为一种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东方智慧。同时为了彰显出东方文化的特性，充分肯定和争取东方的话语权，特别对东西方文明影响的差异进行了比较，这也是对未来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的展望。     

社会保障的东西方比较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西方 ,它的基本功能是国家从经济的角度对社会公民的生活提供安全性保护。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存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和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是一个普遍现象 ,其中有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东亚不会发展起西方那种多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 ,适度福利和国民自保是这个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西方议会监督权探析

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和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一向推崇分权制衡学说，西方议会实行倒阁、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等一整套制度，这种监督、制约机制被誉为西方议会民主的“完美设计”。同封建君主专制相比，西方议会民主是历史的进步，它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它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倒阁、质询、国政调查、弹劾……不过是资产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手法，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西方代议制提供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至于伴随着议会制度而来的金权政治、玩弄权术、党争丑闻、政治腐败，等等，就更是西方议会政治所特有的现象。在当代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议会能够避免这些政治丑闻。西方议会政治、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东西方文明对话语境下的越南——野平宗弘《新意识——越南流亡思想家范公善》述评

解读西方乃是东方国家始终不变的现代性主题，也是西方现代性向整个世界拓展的历史背景下赋予非西方民族不得不面对的一大主题。就在这样的冲击与解读的循环往复之中，西方民族的话语以一个现代性的霸权的形式不断地冲击着旧有的文明体系，旧有的文明体也不得不发生自我裂变，或者是颠覆自身文化传统，将自己编人到欧洲普遍主义的“文明”历史之中；或者是采取着演绎的方式，回归自身传统，走向与西方的对决。     

论东亚文化合作中的儒学再现

笔者主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评价、研究和应用儒学。儒学既可以成为东亚文化合作的内容，也可以成为促进东亚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合作，不仅仅是人文学术的合作，也应该提倡儒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儒学在实践中得到补充、完善和更新。儒学更新与东亚区域文化合作是一种互动、互利关系。东亚社会的和平发展将得益于儒学的更新和合理实践，得益于东亚各国平等而开放的对外文化关系政策。基于儒学的传统和理念，用文化合作观回应文化冲突论必将有利于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同的种族、民族乃至于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