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景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蒙古国“多支点”外交政策及其对我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前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基于自身实际构建的“多支点”全方位外交政策,已经对我北部战略安全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分析蒙古国外交政策的动因、走向及其趋向,制订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应对措施,已经成为当前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论析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中俄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9·11"后美国在中亚的扩张及其对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

“9·11”事件后,美国打着“全球反恐战争”的旗号,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全方位强势挺进中亚,将中亚变成继中东之后又一个集地缘、能源和安全三者为一体的战略场。美国在中亚的强势扩张使得中亚局势更添变数,给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环境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2003年东北亚政治安全环境的变化与特点

中、美、俄、日 4大国战略关系的互动变化 ,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走势。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美日同中国之间政治上的“遏制”与“反遏制”、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渗透”与“反渗透”以及亚太地区未来主导权之争。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 ,只有纳入到该地区主要矛盾的框架下去分析 ,才能看清其事物的本质。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上)

“安全复合体理论”采用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为聚焦点的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阐述了由权力分配主导的物质结构和友善—敌意模式主导的社会结构组成的区域安全结构,及其结构变化的“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多层次的动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多领域议题、“国家—非国家”多样性行为体和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的连续统一进程。本文以此为理论工具,在分析新兴的“东亚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及其变化的多层次动力和安全区域化现实的基础上,描绘了东亚安全区域主义走出现存的“霸权”、“均势”和“联盟”等“弱安全机制”,经由以“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混合体为基础的真正的“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等“强安全机制”,最后至区域一体化推动的内生的“安全共同体”的可选择的发展道路。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布什与小泉政府时期的美日军事同盟

20 0 1年美国布什总统与日本小泉首相相继上任。美日双边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具体表现在“集体自卫权”的行使与“有事法制”的立法上。由美国全力推动、日本积极响应的美日同盟得到进一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的进一步强化 ,造成无法克服的一种“安全困境”。如何通过多方的合作 ,实现共同安全 ,是冷战结束以来摆在各国面前的新课题。“合作安全”作为一种新的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历史与现实

针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即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regionalism)进程是一个从已启动区域化的“安全复合体”开始,经由“安全机制”(区域安全合作),最后到“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它涉及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