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GMS生物安全保护中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兼论中国生物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GMS生物安全保护合作法律机制既有世界性的，又包括区域性的法律渊源，基本内容包含了信息交流法律机制、生态补偿法律机制、能力建设法律机制、利益共享法律机制等方面。中国应出台国家层次的生物安全法律规范，制定专项性的生物安全法律规范，实现GMS国际间生物安全法律机制的成功对接。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合成生物学时代：生物安全、生物安保与治理

合成生物学是现代生物学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它将工程学的理念引入生物学研发中,汇聚性地融合多学科概念、方法和工具,从而能够设计、改造或创造新颖的或具有专门功能的生物系统或生物体。合成生物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革命性的进展有望改善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然而,作为典型的两用性研究领域,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伴随一系列潜在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双重风险,将给人类、动植物和生态环境带来重大危害,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现有治理模式已不再适应合成生物学的高速发展和颠覆性变革。为探寻合成生物学领域风险治理的适当模式,需要根据合成生物学发展现状和趋势,客观、有效地分析合成生物学发展所附带的安全和安保问题及演变趋势,进而从国家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科学共同体的自治以及政府、共同体的国际合作与对话等方面,探讨动态调整的综合性合成生物学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的治理模式。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生物安全

本文简述了传统安全观向非传统安全观的转变 ,在非传统安全理论视角下探讨了以自然的传染病威胁和恶意的生物恐怖主义威胁为主要内容的生物安全威胁的非传统特点 ,并对由生物安全所引发的“人本安全观”作一理论的反思。     

生物安全时代：新生物科技变革与国家安全治理

科技进步改进了人类对天然生物危害因子的操控能力,在诱发新的生物安全危害形态的同时,也赋予了生物安全客体的源头难以追溯性、生物安全主体的多元性、生物安全危害演变机理的复杂性等特点。生物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非传统安全的非传统特点。随着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日益显著,21世纪或将成为生物安全的时代。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及其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全面提升国家生物安全能力、优化国家生物安全治理,不仅是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也是对人类科技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新探索。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     

新冠病毒疫情、生物安全与东亚合作的新未来

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其造成的冲击主要包括危害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严重破坏地区和全球经济、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等。新冠病毒因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致死率高等特点,这势必也会成为东亚区域繁荣与稳定的新挑战:一是严重损害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二是多领域冲击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三是敌对势力借此攻击中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可见,生物安全在区域经济开发和相互依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此,应处理好两组关系:一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二是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中日韩可从地区卫生安全为切入点和战略抓手来推进三国的医疗合作,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发展的猜疑和不信任,推进三国的战略互信,然后逐步过渡到"高敏感领域"。     

前沿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威胁：应对与展望

以基因编辑、基因驱动、合成生物学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正处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中,在医疗、农业等诸多领域为人类发展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生物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世界大国在应对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几个共性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的双重目标难以统筹;二是未知技术安全威胁导致不可避免的法律惩治效力滞后;三是监管的多部门合作需求与权职分工困境;四是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民主审议机制有待加强。由于中国前沿生物技术发展正处于从"跟跑"向"并跑"和部分领域"领跑"转变的关键节点,及时调整"促进"与"规制"前沿生物技术的应对措施已刻不容缓。前沿生物技术安全威胁的应对必须走到科技的前面去,对安全主体的规制更应走到科学的内部去。唯有在即将出台的国家《生物安全法》引领下全面推进生物技术安全的体制机制建设,逐步完善生物技术安全的法治体系建构,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其中,才能确保前沿生物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民。     

生物欠防备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产生影响,技术能力的发展会增加威胁国家安全的手段和模式,科学技术的滥用也会危及社会安全。生物技术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极为迅猛,其影响面极广,涉及微生物、动植物、生态环境、医学、农业、粮食、生化战争、生物恐怖主义、人的健康、人口安全等方面,其覆盖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是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比拟的。生物欠防备是指在现实生物安全威胁面前准备不充分和应对不够有效的状况。中国既处于生物欠防备状态,也处于一定程度的生物欠防卫状态,这表现在中国的药物（含疫苗）、水、粮食、种子均处于不设防开放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认识问题,生物技术本身具有前沿性、复杂性,其管理具有跨军民界限、跨学科界限、跨政府部门界限、跨政府任期界限、跨国界的特点,中国现有管理模式不适应这些特点。今后,应密切关注和防范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过程中特有的安全风险以及生物技术被有意识用于安全威胁的现实可能性和严重危害性。     

试述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联合国改革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改革是当前国际安全体系转型中的重要一环.国际安全体系的深刻变化是联合国改革的原动力,而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对国际安全体系和平转型的贡献,将取决于其改革和制度创新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和管理国际安全威胁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现实,以及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强化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能力建设.     

简论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形成

苏联的干部委任制始于列宁时期 ,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委任制作为俄国文化的积淀在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 ,有其合理性。但是委任制毕竟要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斯大林非但未能及时进行改革 ,反使之登峰造极 ,最后给后代留下了遗患。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廉政策略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入调整、思想观念深度更新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苏共亡党的原因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苏共亡党教训可知，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之本。     

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根源探析

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动摇了在伊朗乡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 ,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伊朗的发展。伊朗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因白色革命的成功推进而发生了激烈变革。经济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客观上要求政治领域进行相应变革。巴列维无视这些变化 ,继续强化君主专制 ,推行独裁统治 ,致使新兴的社会阶层无权分享政治权力 ,传统的社会力量被摧毁。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引起伊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 ,推翻巴列维王朝成为伊朗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战斗目标。因此 ,白色革命后伊朗经济现代化进步趋向与政治领域滞后状态之间的矛盾构成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源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

1917年11月7日,斯莫尔尼宫沸腾的欢呼声向全世界宣布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1991年12月25日,镰刀锤头国旗的悄然降落宣告了社会主义苏联从地球上的消失.短短74年转瞬即逝,苏联于一夜之间突然崩塌,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和不解,同时也为中外学者研究这一20世纪的"历史之谜"留下了永恒的课题.     

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

苏联的崩溃无疑是一种社会性失败,社会性失败必须从经济基础找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实际是这一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反映,这一矛盾就是计划的指令性与个人消费的不可计划性之间的矛盾.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纳入统一计划,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存在前提.个人消费的选择性特征,决定了个人消费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由此便形成了否定苏联计划经济存在前提的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是压制个人消费,用供应短缺方式使原本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的个人消费变成可以统一计划的,这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这种对立.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循环,而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经济基础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崩溃.压制个人消费是苏联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内部条件,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隔绝是其存在的外部条件,从长期看这些条件都是难以为继的.     

世纪之初俄罗斯经济迅速反弹的原因分析

1999年以来 ,俄罗斯经济走势一改经济转轨以来连续下滑的颓势 ,出现触底反弹并持续增长的积极迹象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增长主要的仍是经济严重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 ,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的存在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从俄罗斯转轨以来的经济走势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持续好转的原因及经济增长前景 ,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一定启示的。     

在拉美所"2006年拉美大选的影响与拉美左派的发展" 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7年1月11日,“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及其政治走向”课题结项暨拉美大选的影响与左派发展问题研讨会在拉美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民与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了当前的世界格局和政治走向,拉美左派的发展对该地区形势的影响。现全文发表如下。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尽力

1911年（农历辛亥年）,在经过4月广州起义、10月武昌起义之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垮台。12月,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被迫宣告退位。     

离岸市场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正式启动以来,在跨境贸易结算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来看并没有充分发挥预期中的功能,这也引发了各界对人民币国际化模式的进一步讨论。原则上,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离岸市场有助于克服人民币自由流动受限这一障碍。历史经验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离岸市场能够有效地推进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遵循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资本输出、跨国企业四者并举的"中国模式",其中未来的离岸市场发展需要相应的条件和配套准备才能真正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引擎。     

Inter-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roles of the US and of the EU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standoff has escalated since North Korea let slip that it wa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while James Kelly,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was visiting Pyongyang in October 2002.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acknowledg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discount a preemptive military strike on the suspected nuclear development facilities, and North Korea has stood firm against any pressure to halt its nuclear develop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ialogue and meeting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major countries concerned, including Korea, the U.S., Japan and China, have been activated to resolve the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specially after the U.S. pronounced an end to its war against Iraq in early May of this year. In the middle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inter-Korean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initiated by the Sunshine Policy of the Kim Dae Jung administration and followed by the Roh Moo-hyu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re not separable from the nuclear situation. This paper follows recent developments of inter-Korean relations, illustrates South Koreas stance on the issue and suggests the EUs role on the nuclear issue. This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EU Journalists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Asia Europe Foundation and the Korea Press Foundation (KPF), held in Brussels, Belgium, May 22 2003.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KPF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