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云南省开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推广模式选择

当前,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成为全球性的两大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各国政府均从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在积极寻求对策①.以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资源由于分布广泛、储量巨大、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成为当前国际社会能源开发利用关注的重点,被公认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唯一出路.湄公河次区域地理条件优越,气候多样,蕴藏着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⑦,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     

中国开展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途径与问题

加强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是中国对外能源战略多元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已形成以<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清洁发展机制为核心的全球多边合作途径和以欧美日为主要对象的双边合作途径.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合作的互补性特征,中国很难在目前的合作中从发达国家获得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这使得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水平.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流动性困难而减少对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这为中国通过利用巨额外汇储备对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并购等方式在短期内获得核心技术提供了新机遇.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南亚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形势与发展路径

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世界多数国家明确宣布了各自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碳中和已成为各国追求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价值观。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南亚地区可再生能源蕴藏丰富、类型多元，开发潜力巨大。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先进、产业链完备、经验丰富，与南亚国家优势互补，且具有共同的发展诉求、扎实的合作基础、广阔的合作前景；但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多重挑战。在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和南亚各国应该树立命运与共的能源合作理念、发挥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优势、搭建可再生能源合作的平台机制、拓宽可再生能源合作的领域范围，加快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合作，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兼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所谓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或是含碳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显著降低的经济。其实质是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使用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转变。它主要体现在：工业方面，高效率的生产和能源利用；能源结构方面，可再生能源生产将占据相当高比例；交通方面，使用高效燃料，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与限度

世界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与俄乌冲突、大国战略竞争叠加,在全球层面改变了国家间权力平衡,并重塑了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美国将能源权力与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相结合,构建围绕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盟友体系。这个体系既可以通过利诱补偿来拉拢盟友和伙伴国,也可以通过威逼威慑来遏制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以塑造“更加安全”的世界能源体系的名义来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权力结构,利用“全产业链”优势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于正向权力建立在补偿机制之上、负向权力建立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之上,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存在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的限度。面对百年未有之能源大变局,中国有必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转化为世界能源和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清洁能源的技术优势、化石能源的市场优势提升议程设定权、规则制定权和市场议价权。     

欧盟2020年能源新战略

一、出台背景 欧盟是世界能源电力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主要倡导者。1997年，欧盟发布白皮书，制定可再生能源供应达到12％的欧盟能源战略。2001年，欧盟在《京都议定书》中作出承诺，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到21％，但这一目标不具有约束力。受国际能源价格飞涨以及全球变暖的影响，为确保欧盟国家能源供应的长期安全，从2005年起，欧盟开始设计共同能源政策。     

21世纪初国际能源格局及今后的中长期变化 ——兼论日本能源安全的出路与困境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对能源安全概念进行“范式转换”，即能源安全不仅要包括能源供需矛盾、能源供需网络的脆弱性和潜在风险，而且要与环境安全、水安全相结合，形成“广义的能源安全”概念。当前，一系列新因素正在使国际能源格局和能源范式发生重大变化：福岛核电站特大事故严重影响了全球公众对核安全的信心，今后世界各国发展核电会更加谨慎；可再生能源日益发展与普及；气候变暖正在改变能源资源与环境资源相加的自然资源“总格局”；非常规油气资源日益开发、天然气地位上升以及美洲能源供给新轴心崛起；“可燃冰革命”及海洋能源进一步开发。在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能源安全既面临风险，又面临机遇。今后日本能源安全战略的动向主要是：坚持发展核电，但会更加谨慎稳健；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增大天然气的比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大力开发可燃冰等海洋能源资源。此外，当前日本政府错误的周边外交政策将成为日本能源安全最大的潜在风险，可望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政权采取的鹰派民族主义政策，终将给日本惹祸，首当其冲的祸害对象就是日本的能源安全。     

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

中国、日本、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分别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各自的清洁能源发展与绿色产业经济振兴的国家战略，这为三国清洁能源合作与区域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中日韩在环境保护与绿色能源领域有着长达三十余年的合作基础，其过程呈现出“多层多元并进”和“新多边共治”的演进路径特点。但目前东北亚清洁能源互动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体现为政治互信缺乏与区域能源机制建设滞后并存、高碳能源路径依赖与区域绿色竞争并存、域外国家干预与新能源地缘风险攀升并存的复合性挑战。在绿色竞合背景下，中国应发挥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大国的结构性优势，以碳中和态势为契机从机制创新、竞争管理、区域凝合和张力缓释等维度推进区域包容性、务实性和可持续性的清洁能源合作，从而在东亚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角色。     

印度清洁能源发展政策与商务投资环境

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对能源的需求逐年增加，导致能源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印度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发展清洁能源的政策。印度清洁能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投资商机凸显。商机主要来自市场驱动力和政策驱动力，商务投资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如此，其仍然存在政策障碍和投资障碍两大挑战。应当从政策、技术和融资三个方面完善印度清洁能源政策和市场商务投资环境。     

21世纪的国际能源安全问题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导致能源安全观的重塑，追求供需安全的传统能源安全观正被一种新的综合能源安全观取代。综合能源安全观不仅涵盖了供应安全和需求安全，而且广泛地涉及环境、气候和人的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普遍面临一些重大的能源安全问题，包括能源储量集中于战略空白区、能源需求的集中、能源资源密集型国家去稳定化、不可抗力、能源运输阻塞点、不确定的投资环境、资源民族主义和气候变化。除了这些具有普遍性的能源安全议题外，中国能源安全还有其特殊性，化石能源峰值，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耗过快，不仅制约了化石能源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进口依赖度将不可逆转；从全球化时代的综合能源安全观来看，中国严重依赖煤炭，形成了一种不安全的能源消费结构；在当前能源消费结构下，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因此，能源安全的根本之路在于加强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投资与研发，不断扩大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归根结底，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框架下，重构能源消费体系对于解决上述所有安全问题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印度正在开发可再生能源

面临能源短缺,印度政府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印度开发的可再生能源有生物燃料——麻风树,风能发电和偏远乡村的环保能源。     

中国煤层气产业蓄势待发

作为一种优质高效清洁能源,煤层气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前景诱人。在国际能源局势趋紧、中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应大力推进煤层气的产业化开发,使煤层气成为接替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常规能源的新能源资源。     

德国能源立法和法律制度借鉴

针对能源过分依赖进口、传统煤炭发电能力有限,可再生能源有待发展等主要能源问题,德国注重用法律手段确认、规范、指引能源政策和能源产业的发展.德国较为完善的能源法律体系和能源制度对我国能源法律政策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亚太经合组织多边能源合作与中国

自1989年至今,亚太经合组织(APEC)各经济体在APEC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多边能源合作,涉及能源效率与节能、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能源运输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APEC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能源合作机制及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合作原则.APEC多边能源合作受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比较大,区域内各经济体由于自身条件而在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国已经广泛参加国际多边能源合作,APEC多边能源合作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欧盟的可再生能源合作机制

2009年6月，欧盟开始实行一项旨在推广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Sources，以下简称RES）新的指导方案，以此为成员国提供了三个合作机制，使成员国能够通过相互合作实现本国的可再生能源目标。这三个机制是：统计数据转移（statistical transfer）、联合项目（joint projects）及共同支持框架（joint support schemes）。三项机制紧密相关，     

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分析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旧有的冲突仍在继续，而新的冲突又在多个层面浮现。本文将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归结为四点：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宗教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本文认为，中东国家未来不论如何转型，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并注意协调同一性与普适性、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国际能源转型现状与前景

相对于历史上煤炭替代柴薪和石油替代煤炭,当前的能源转型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为政治因素驱动,政策扶持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摆脱化石能源、发展低碳经济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新的能源转型何时及如何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近中期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新能源体系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具有潜力的新能源自身能否及何时出现革命性变革,形成较大的对现有主导能源的综合竞争优势,而且还取决于需求端特别是能源利用设备方面的重大突破.     

中国参与能源国际组织的现状及前景

中国参与能源国际组织的历程开始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之时，迄今历时40年，而双方关系的发展期和勃兴期则是近20年的事。中国参与能源国际组织的特点集中表现为重视对话型组织的沟通平台作用，对不同类型的组织分别采取实质合作或务实接触的政策，促进周边区域能源合作的多维发展等几个方面。展望未来，中国与能源国际组织的互动将保持原有的基本合作方式，但合作对象会进一步增加、合作形式会进一步创新、合作议程将实现新的突破。     

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增长的启示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利用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的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发展中国家相关项目的总投资规模,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对于扩大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条件,传统的评估框架主要强调技术成本和融资能力的影响。然而,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绩显示,同电力需求、资源状况和政策环境有关的一些因素,在驱动增长方面的作用也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