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制度转型,彻底改变了原苏联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并促使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生了剧烈重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一度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其固有的弊端凸现出来。当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解体之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就提上议事日程。虽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边际性调整,但只有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才取得显著成效。     

重构国家能力的契机：“梅-普”组合下的俄罗斯发展前景分析

苏联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致使国家代替社会、计划排斥市场，社会经济生活官僚化。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得以延续，无论是在叶利钦时期还是在普京时期，总统凌驾于其他社会权力之上的超级总统制因无法有效遏制国家能力的过度膨胀而具有不稳定性。俄罗斯当前的权力更迭为重构国家能力提供了最好的契机，“梅-普”组合下政党和议会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理一政府影响力的扩大，都有利于俄罗斯建构起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从而使其政治经济发展得更为健康、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再论俄罗斯国家转型中的“普京主义”: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作为俄罗斯在渐进改革阶段的主要产物,"普京主义"适时应对了叶利钦末期上演的经济转型危机与社会转型危机,逐步建构起大众支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使国家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政治能力有所增强,同时致力于实现安全稳定、运行秩序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多重转型目标。借助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有助于超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固有争论,化解俄罗斯转型时期难以回避的威权色彩与民主因素之间的内在张力。在普京当选俄罗斯新一届总统之后,"普京主义"继续折射出多种国家治理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处于渐进改革时期的俄罗斯必须寻求一种基于传统政治文化价值与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均衡。     

转型深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

多重制度转型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成为转型国家制度改革的目标。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进程异常复杂曲折，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尽管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路径存在差异，但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其转型深化阶段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对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选择更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构建战略。     

国家治理模式与产业结构耦合研究——以俄罗斯为例

作为转型国家,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截然相反的变化。其决定性原因,一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二是受制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思潮。历史证明,俄产业结构安排不但映照了其国家治理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家治理模式的调整,即产业结构与国家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耦合关系。只有将政治经济思潮理性地与国家现实约束条件动态结合,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与产业结构间高度正向耦合,从而保证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经济转轨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评析--以俄罗斯为研究案例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转轨初期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论述了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互动关系: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重建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深化的内在客观必然要求,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绩效有助于该国经济转轨的深化。制约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绩效原因:一方面是经济转轨危机削弱了俄罗斯的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系统配置能力较低,技术市场发育滞后从根本上阻碍了各种知识流动和要素循环。俄罗斯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针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失效,俄罗斯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举措。本文揭示了经济转轨中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继承性、过渡性、不完整性、低效性、从属性、被动性和滞后性。     

国家权威在俄罗斯的变迁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家的权威作用日渐式微，部分权力让渡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程度的评判准则，更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然而，在俄罗斯，在由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向全面西化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在历史上弥漫着如此浓厚的独特的半亚细亚的文化氛围的国度里，国家的权威作用又是如何定位呢?本文试图从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两个角度，来探索国家权威在俄罗斯的变迁。     

普京在反恐中进行国家权力体制改革

近些年来,普京借反恐之机在国家权力体制改革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旨在加强国家权力的权威。由于俄罗斯在民族、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同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对俄改革的非议,都增加了普京借反恐进行国家权力体制改革的难度。     

政治领袖与当代俄罗斯国家形象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符号,对于当今俄罗斯而言,领袖形象已成为国家形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某一权威人物,国家的政治管理形式因此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形成了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人格化特征。普京的政治理念与举措操纵着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使外界形成了"普京=俄罗斯"的印象。把权力集中于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仅系于一人之身而不是依赖制度,正是俄罗斯现代化道路上的阻碍因素之一。普京及其继任者能否正确地使用权威、权力,防止权力、权威的滥用和腐败,进而推动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关系到俄罗斯的发展和命运。     

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比较制度分析——以中欧和俄罗斯为例

在后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中欧和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前者形成了一种“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高；后者形成了一种“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低。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上述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治体制选择、利益集团分化、市民社会发育，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等加以综合解读。     

“情境—意识—行动”框架下国家安全治理的模型假设

国家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治理理论谱系的协同理念与安全化理论的“主动发声”契合了国家安全事务的实践性需求,在“安全、安全感和安全化”的概念向度上,形成了审视安全状态、安全感知和安全行动的“情境—意识—行动”分析框架,三者交互建构的过程嵌套着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对象、观念和政策行动。其一,在安全治理对象的识别与阈值范围的讨论中,源于安全与风险的差值关系以及政治化与安全化的动态均衡关系,公共事务进入安全议程的边界具有“临界点弹性”特征;其二,在主导型政府范式中,安全治理主体呈现“能力＞状态＞感知”的安全观格局,在安全秩序与安全服务的供给上呈现“序列偏好”;其三,在安全治理的政策过程中,政策环境、政策意识和政策选择的倒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上端,政党、政府和社会的科层三角构成治理沙漏的下端,前者随着信息流、资源流和权力流自上而下的滴漏呈现漏斗效应,后者随着政策执行的层层传导不时出现加码转嫁、目标偏移及反应性治理等科层效应,二者形塑治理行动的“沙漏模型”。     

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帝国到面向欧亚的民族国家

冷战后的俄罗斯丧失了帝国但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国家定位。关于俄罗斯国家定位，从内部看是如何处理帝国后遗症与走向正常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外部看是关于走向西方与面向欧亚之间的矛盾。在经历国内政治、经济的艰难转型以及对外的外交博弈，帝国之后的俄罗斯其国家定位必然是建设在面向欧亚基础上的正常的民族国家。     

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中的欧洲经验及其启示

欧洲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国家与民主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从过程的角度来说,欧洲现代国家构建内在包含着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国家构建的双重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形成在时间上早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在逻辑上优先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从国家构建动力的角度来看,民主化抗争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推动力,它不仅推动了欧洲国家的民主转型,而且促进了众多的民生制度建设。从国家能力与民主化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强国家能力是公共权力民主化的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公共权力民主化是增强国家能力的重要条件。欧洲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启示在于:现代国家构建与公共权力民主化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能够达到辩证统一。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莫斯科经济社会发展与都市治理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是世界先进大城市之一,其都市治理方案的选择取决于国家特定的制度、历史背景以及社会发展进程。首都都市治理工作的科学推进不仅可以提升城市自身的竞争力,也对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有着积极的作用。研究首都的都市治理对于研判国家的行政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价值。都市治理的实质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灵活有效的都市治理能够更加高效应对城市生活中的挑战,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莫斯科就经受住了疫情带来的各种挑战。     

中美洲国家治理与社会安全CSSCI

就总体而言,中美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限制而存在诸多缺陷,受制于封闭的社会等级结构,缺乏内生性和自主性。尽管民主化进程使大多数中关洲国家的治理体系获得形式合法性,但它们仍然缺乏实质合法性。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使这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速度长期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于出现局部的治理"失灵",由此催生大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并伴以枪支的泛滥和贩毒的横行,最终导致以暴力犯罪高发为主要特征的恶劣社会安全状况。暴力犯罪已经成为比失业更令公众担忧的问题,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剧烈的冲击。这种恶劣的社会安全状况已经成为威胁许多中关洲国家民主体制合法性的紧迫问题。这些国家急需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其实质合法性,进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社会公正的实现,最终消除犯罪行为滋生的土壤和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人权发展与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

软实力是国家形象塑造与竞争的基础，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的互构关系。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人权为具体的国家制度创新奠定了价值基础并指出了发 展方向，是国家软实力的内核。人权发展在经济发展、文化吸引力、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议程设置、媒 介传播效应、行为合法性等方面推动软实力提升。对中国来说，在人权软实力建设方面要想“有所作 为”，走向世界，必须凸显“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加强与国际社会包括人权交流在内的各个层面 的合作     

新世纪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探析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先一度紧张，后有所改善。此后，中东欧国家先后加入了北约和欧盟。在此过程中和过程结束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相互敌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如较少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仅从相互关系现实的各个方面来看，双方的关系正不断地加强。这既体现出俄罗斯外交越来越务实的特点，也折射出俄罗斯对外交战略层次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