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指导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发与借鉴

〕日本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指导方法虽然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非权力性质的行为，但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却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我国正在进行行政管理现代化建设，今后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官民之间的关系；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可从日本的行政指导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日本健康危机管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先后发生了多起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对此,日本政府根据《厚生劳动省健康危机管理基本指针》,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健康危机管理体系,有效提高了全国的健康危机应变能力。日本健康危机管理体制、法律原则及组织结构,对预防和处理健康危机事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经济安全状况的动态分析——以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例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转型国家的经济往往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如何保障转型国家的经济安全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对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行动态分析:解析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临界值"指标体系,研究2009年5月出台的俄罗斯《新国家安全战略》的特点,对1998年、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俄罗斯经济安全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探索俄罗斯国家经济安全的动态趋势,认真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借鉴。     

“参与式政府”的构筑——韩国卢武铉政府行政改革综述

行政改革曾经是卢武铉政府执政伊始即推出的众多雄心勃勃的施政目标之一。早在2003年2月25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卢武铉即提出了建立"参与式政府"的愿望,为此新政府将严格奉行"原则与信任、公正与透明、对话与妥协、分权和自律"四大原则进行施政。为了将"参与式政府"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卢武铉政府设立了五大行政改革目标,即效率的行政、服务的行政、透明的行政、清廉的行政和参与的行政。构筑参与式政府实质是卢武铉政府在新世纪初通过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通盘考量,将民众要求完善民主、参与国家政治、获得更多优质公共服务的要求与政府提高自身能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目标相结合的一次创新尝试。     

叶利钦时期滨海边疆区的政治制度

叶利钦时期,滨海边疆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它既带有民主社会的某些表面特征,又具有极权主义的实质倾向。分立和制衡的政治结构只具有法律层面的意义。杜马、司法机构和其他国家权力系统均受制于执行权力机构。政党和社会运动在边疆区地方政治生活中影响不大。主要的政治动员能力掌握在执行权力机构手中。实质上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以边疆区行政长官为首的掌握了整个地区国民经济和行政管理职权的宗派化执政集团。     

“东亚共同体”的虚幻愿景

从规范的角度看,一个"区域共同体"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它建立在共同的特性、共同的政治意识和共同的理解之上,拥有强烈的集体认同、完善的制度框架、长期的共同利益、善意的相互帮助和持久的相互信任等特征。近年来,广为流行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包括东亚展望小组、日本和马来西亚分别提出的方案,总体上共有五大共同的主题,即"东亚共同体"应是"开放的"、"民主的"、"经济驱动的"、"东盟主导的"和"权力平衡的""区域共同体"。但这些主题在因果逻辑上有着许多致命的缺陷,从而导致这些构想本质上成为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虚幻愿景"。     

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日本认识

东北近代知识分子是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形成并发展的。自甲午战争至"九.一八"事变,日本一步步成为侵占东北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自然成为东北知识分子关注的对象,同时东北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日本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中日关系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思想的发展变化都有着巨大影响,在对日关系方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行动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察东北近代知识分子对日本认识的形成与变迁,从中既可获得可资借鉴的历史教训,同时也可获得对现实的启示。     

世界能源形势与日本新国家能源战略

为应对世界能源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日本颁布了以"安全"为核心的新国家能源战略。毋庸置疑,此战略的实施过程、运行路径必将波及影响到比邻而居且同为能源进口、消耗大国的中国。因此,有必要从深层次剖析并解读其战略衍生的触发机制及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须探讨如何弱化和规避日本新国家能源战略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日本政府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支持政策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以"终身雇佣制"为基础的"企业培训"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可以说是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支柱之一。但随着日本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为实现从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而形成的日本型经济体制开始动摇。支持日本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日本型企业培训"由于失去了制度保障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针对上述情况,为促进企业积极、持续地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保持日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日本政府在支持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政策采取了一些政策,值得我国政府学习和借鉴。     

论日本的新保守集权改革

"5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治与行政格局种存在着多种双重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妨碍了新的环境下日本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与行政改革是新保守集权改革,改革的主旨是要消除双重权力结构,将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保守阵营手中,将保守阵营内部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以党首-首相为首的政治统治集团手中,以期大幅度地提高保守政治统治的效能.经过改革,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在多个领域基本实现了上述目标.     

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的危机与重构

一、国家认同的含义“认同”是社会研究领域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就是指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 ,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 ,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这种认同最初虽然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 ,但在后来不断演化的漫长历史中 ,却是逐渐由观念主义的因素建构出来的。认同分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所谓国家认同 ,通俗地说 ,就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 ①。所谓“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主要指的是“我国”区别于…     

金融危机治理：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中国角色的思考与探析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影响巨大。鉴于此，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更有责任对其进行认真研究，探寻危机治理的合理且有效的策略和方式，以此为其他国家应对和治理危机提供经验借鉴和策略支持，从而展现自身价值和角色作用。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Catalyzes Great Transformations and Adjustments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year 2009 presented numerous signs that the world is polarizing in terms of power balances, strategic readjustments by the world powers,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world powers. Meanwhile, despite intense competition, new advances may be perceived in the peaceful and incremental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erms of mechanisms, concepts and the realignment of for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order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a systematic evolution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power vacuums and disorder. Together with the growing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is will further complicate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ituation. As an emerging center for this great transformation, Asia serves as a symbol of turbulence, realignment and uncertainty in the areas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securit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taking place across all sectors, at all levels, and with growing intensity, all amid great risks.     

国际金融危机催化世界大变革大调整

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下，多极世界格局的特征，在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战略调整，及主要战略力量关系变化上，都不同程度地开始呈现。与之相适应，国际体系和平渐进的变革，在主要各方的激烈博弈中，从机制到理念，再到力量组合，都有新的发展。这种格局转换和体系变革的加速，势必造成权力真空与混乱无序。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发酵，国际安全形势整体上变得更加复杂严峻。亚洲作为这场大变局的新中心，集中体现了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中的动荡、重组和不确定。中国与世界各主要力量的互动，愈显全方位、大纵深、高频度的密切活动。     

突破困境:从俄罗斯转轨以来公共危机管理看反危机措施

自俄罗斯转轨以来,国内频繁爆发公共危机,这给其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大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普京政府在与危机作斗争的过程中苦心求索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公共危机管理的方法,在有效解决各种危机的同时也推进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顺利进行。从俄罗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特征,可深入探寻有利于制定、执行和完善反危机措施的有效方法。     

Superpower and Small-State Mediation in the Qatar Gulf Crisis

ABSTRACT

The Qatar Gulf crisis of 2017 saw a number of mediation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Kuwait. However, the two countries present two substantially distinct models of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superpower medi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mall-state mediation (Kuwait). Comparing the two types of intervention in this crisis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de-escalate tension and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Gulf crisis with respect to three variables – timing of mediation, leverage of the mediator (hard power versus legitimacy) and interest of the mediator – it would seem that small-state mediation has been more effective in crisis de-escalation, while superpower mediation ha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crisis.     

后金融危机下的区域货币合作

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各国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危机过后，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金融风暴再次袭来又对我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综合各种因素，本文阐述了后金融危机时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现实选择。而近期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充当了区域汇率政策协调的稳定器。只有进一步推进东南亚货币合作进程，才能最为有效地防止危机再次发生，保证东南亚地区经济的稳定。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机遇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传统大国趋向衰落,国际战略力量分化重组,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大国关系趋向缓和,全球和地区地缘对抗色彩淡化;国际秩序酝酿结构性调整,中国面临历史性机遇。     

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

世界粮食危机预示着高粮价时代的到来,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粮食安全。全球人口膨胀和消费需求不断增加打破了供需之间的平衡,而美国推行的生物燃料政策和美元霸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因此,美国要为世界粮食危机的加剧负主要责任,但美国同时也是世界粮食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国际粮价的高涨体现了美国粮食武器的威力。面对形势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中国应该保证自给自足,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力保粮食主权,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We Can't be more Russian than the Russians”: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Liman von Sanders Crisis, 1913–1914

This article examines British policy in the Liman von Sanders crisis, which arose between Germany and Russia in late 1913. It takes issue with recent arguments that Britain was too closely bound to the Dual Alliance of France and Russia, that concern for her Indian empire determined her foreign policy, and that the Anglo-German cooperation in 1912 and 1913 was a hollow détente. Britai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olving the crisis, by restraining an erratic Russian policy and appealing to Germany to make concessions. Moreover, Britain was the dominant power in the entente and influenced French restraint in this crisis. This served Britain's interests in Turkey, which aimed at the strengthening of that state. Finally,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demonstrated a function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alliances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not a system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into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