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新罗朝贡关系解析

纵观唐朝在"东夷"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置于新罗的"鸡林州都督府"具有较强的个案性。它不仅始终以中原王朝外藩的形式存在,而且没有过多参与中原局势变迁而融入中原王朝,没有成为中原王朝领土的一部分。新罗朝贡唐情况,根据具体的历史事件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新罗唐朝外藩的性质,决定了其与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置的其他羁縻都督府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这种鲜明的具有外藩特征的朝贡册封关系,对唐朝和新罗双方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

联盟是美国二战后维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外交工具。在其诸多盟友中,土耳其极为特殊,在两国正式的盟友关系背后是脆弱多变、充满矛盾冲突、似乎随时崩裂而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美国的传统盟友当中罕见,与美国中东战略伙伴相比也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研究美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模糊盟友”概念构建的综合分析框架既突出地缘战略、全球化、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等结构性因素对美土关系的制约,也强调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在美土盟友关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性因素与过程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土关系从传统盟友向“模糊盟友”转变,产生的后果广泛而深远,不仅重塑美国和土耳其的地区战略,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也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带来不确定性。     

政治领导与大国崛起安全

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决定大国兴衰的根本原因是大国的政治领导力,其本质是一国政府为适应不断变动的国际国内战略环境而进行改革的方向、决心与能力。根据道义现实主义原理,中国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二位是中国制定崛起目标和策略的基础,符合国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就易于成功,而超越实力基础的目标和战略则会削弱中国的实力。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承诺与实力保持一致有利于提高国际战略信誉,从而减少国际社会对崛起国的恐惧和反对;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可获得对崛起国的战略支持;为减少崛起的国际阻力,崛起国应在新兴领域拓展利益范围而尽量避免在传统领域的利益冲突。在信息化时代,在网络空间拓展中国国际战略利益应成为中国主攻方向,网络战略应采取"走出去"原则而非为了安全的防御原则。在外部威胁不足以颠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为防止中国的崛起半途夭折的重点将是防范国内的极左陷阱。"台独"正在成为中国崛起面临的首要威胁,中美在南海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化,朝鲜拥核是中国的东北亚地区政策无法回避的既成事实。     

古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朝贡原因探析

朝贡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的主要方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朝贡体系,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朝贡所代表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古代东南亚国家特殊的政权模式及其对世界的看法是促成朝贡关系达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些古代东南亚国家基于其社会形态和世界观而产生的对朝贡不同于中国的理解也是他们愿意接受朝贡关系的重要原因。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东北亚国际战略转型中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一、历史文化传统对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形成的影响周边外交是个老话题,中国语言中的很多成语,诸如"唇亡齿寒"、"远交近攻"、"假途伐虢"、"合纵连横"讲的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周边外交的谋略。从历史上看,自秦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之后,数千年来中原王朝的周边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大国出现,各个中央王朝统治者沉湎于唯我独大的自我陶醉中。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大多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小国施以镇抚、羁縻政策。秦朝起不断修筑的万里长城成为防御的象征。以致近代有外国学者说,如果以修筑万里长城的国力去开疆扩土,征服各方本不是难事,但各个中     

美国“印太”联盟战略的困境与中国的应对

美国"印太"联盟战略是美国在变化了的时代和地缘力量格局下对亚太联盟体系所进行的扩展和深化。美国将作为冷战时代的遗产的亚太联盟体系注入了新的目标和动机,中国不幸成为美国这一尚在构建中的"印太"联盟体系的核心指向对象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美国的这一联盟战略存在着两大根本困境。一个矛盾是来自联盟体系内部的,另一个矛盾是来自联盟体系外部的。这两大矛盾决定了美国的"印太"联盟构想既难以正式成型,也难以如美国所愿,真正达到借盟友之力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中国可以抓住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寻求突破,从而尽可能地削弱或消除美国的"印太"联盟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导弹防御与美国延伸威慑政策

对盟友提供的延伸威慑安全保证,是美国维持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础。冷战时期,美国的延伸威慑主要通过核保护伞方式运作。为了应对冷战后新的安全环境,以满足新旧盟友的安全需求,美国开始通过导弹防御合作来提供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与安全保证。这使得美国的延伸威慑从以核保护伞为核心,转变为核保护伞与导弹防御并重的模式。与盟友发展导弹防御合作关系,对美国的延伸威慑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正面效益是,导弹防御合作使更多盟友能参与集体防务并贡献更多力量,还可增强盟友与伙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导弹防御系统仍然不具备绝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且美国必须在以导弹防御合作促进延伸威慑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如今,美国已开始加大力度,团结盟友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导弹防御延伸威慑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将面临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