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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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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视角下“港独”意识的流变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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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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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本质上是一种情境感知状态。香港本土意识历史流变的过程,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展示着国民安全的感知特征。而当激进本土主义走向极端化、"港独"意识抬头时,不得不系统地反思其兴起的安全因素。就香港本体安全感知而言,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公众意识决定着"港独"意识的走向。而"港独"意识一旦成型蔓延,容易诱致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必须予以积极审慎的态度,重启政改议程、灵活推进国家安全立法以及以"政治引导"重塑"行政主导"的管治格局,藉此以提升香港公众安全指数,亦确保国家政治与主权安全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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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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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治安治理实践困境的中观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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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芸 刘锦涛《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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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治理作为治安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已形成了一系列基于"宏大叙事"理论的研究共识。但宏观研究囿于解释机制的缺陷,难以呈现实践情境中的复杂因果链条和微妙互动关系。治安治理的中观机制通过构建"行动-结构-场域"框架,弥合理论与实践的缝隙,提出组织围绕秩序目标形成治理结构,并在特定场域中开展治理行动。组织行动的内在动力源于治安意识,意识外化为行动影响结构,重塑治理场域;同时,组织的行动效力、治理能力也受科层、网络结构和治理场域的限制。中观机制下的治安治理研究借助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框架,重构现代治安模式,实现社会秩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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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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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府风险治理——以兰州水污染事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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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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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官僚制组织不能满足风险社会条件下的治理需求,遭遇风险治理的适应性困境。基于复杂适应性的基本逻辑及风险治理过程的视角,对政府风险治理过程中典型的适应性困境进行理论概化,可以建立包括"感知差距、知识差距、结构差距、功能差距"在内的政府风险治理情境差距模型。以该模型为框架对兰州水污染事件中的政府风险治理的情境差距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为适应风险情境的非线性、动态性、整体性、涌现性等特性,需要建立以"强化风险感知、再造风险知识、结构扁平与开放、功能整合与涌现"为主要内容的政府风险治理柔性适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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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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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安全治理的跨界性：双层跨域治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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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易《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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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安全是指口岸监管部门在进出境口岸通过履行其法定职能和被授权执行的法律法规所维护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以及在进出境环节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国门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国家其他方面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国门安全是一种国际性的国内安全，具有跨境性与弥散性、动态性与线流性、建构性与主动性、外溢性与共生性以及虚拟性与无界性的特点，这就使国门安全风险的防控时空从口岸沿着跨境供应链前推后移，进而使国门安全表现出跨国公共产品的属性。各国的国门安全相互依存，国门安全治理日益呈现跨越国家边界、职能边界、层级边界、公私边界和时间边界的跨界性，不断提出国内和国际跨域治理的双重需求。然而，当下的国门安全治理存在着“碎片化”困境，体现为治理部门分散化、政策措施割裂化、政策执行差别化和国家间合作机制扩散拥堵等特点。因此，治理国门安全，应构建国内与国际同构的双层跨域治理框架，国际层面由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国内层面由结构性、程序性和技术性机制组成，以实现对国门安全风险的全过程防控和精准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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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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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安全视角下政府供给范式的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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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锋《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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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安全是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尺。从人的安全视角来看，人民安全是政治市场中的公共产品。就需求侧而言，呈现为生存、生活与自由三个基本需求维度；就供给侧而言，包括作为一种政府范式的制度供给和作为公共产品的具体服务供给两个层次，且制度范式的变化为产品供给的变化提供方向、保障与路径。根据安全供给框架中政策支持与资源汲取程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可将其分为主导型、无为型、掠夺型和服务型四种政府供给范式，并呈现出各自的供给效率与序列偏好。其中，掠夺型与主导型政府基于对政治安全的价值考虑，对治理能力、安全状态与公众感知三者关系的理解存在特定偏好，在安全治理体系中倾向于构建“能力＞状态＞感受”的供给秩序。在此情境下，人民安全供给的前置条件是政治安全的保障。在服务型政府的行动逻辑下，人民安全不再内嵌于政治安全之中，而是成为政治安全的逻辑起点与本体内容。人民安全需求的有效满足有赖于政府行为偏好“由掠夺向主导再至服务”的范式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意味着人民安全的供给主体、供给策略与供给方式的结构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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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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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被引次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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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辉 王元地《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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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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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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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执法中的专项行动:原因、实践及后果——以公安专项行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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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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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社会,一线执法的低可见性、执法事务的复杂性、执法行为的伸缩性凸显了常规性机制的治理困境。专项行动通过建构目标管理责任制、执法锦标赛机制,来激励一线执法、整合执法资源,弥补常规性机制的不足。专项行动例行化,拓展了执法职能,重构条块关系,实现科层体制的制度发展与创新。专项行动改变执法逻辑,产生选择性执法和暴力执法的风险。专项行动与常规执法机制互为补充关系。在治理转型背景下,既需要防治专项行动的法治风险,更需要理解和发挥专项行动的组织功能和治理功效,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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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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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流框架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中的政策变迁及其清晰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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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志利《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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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性政策的本质发端于决策,多源流框架则擅长解释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变迁。突发公共危机得到了政策共同体的广泛关注,危机治理政策的出台与调整,遵循多源流框架的基本原理和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谨慎到积极乐观再到全面统筹的政策变迁过程。多源流框架为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为实现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转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突发公共危机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如何穿过决策系统实现高质量政策变迁?后疫情时代需要依据决策机制、决策信息、决策逻辑等关键要素,构筑中国语境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治理路径,以在国家制度情境与地方创造性的复杂张力中追求善政善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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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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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邻避效应感知风险的建构逻辑与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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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锋 何兴斓 徐周芳《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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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邻避效应诱发群体冲突酿成社会稳定风险,邻避效应感知风险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专家与民众对邻避项目态度大相径庭的解释框架,提出邻避感知风险放大-消解演化链,分析并测度感知风险主观构建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杭州某加油站邻避事件调研发现政府、媒体、专家、熟人的行为态度会引起民众对风险认知的变化。通过感知风险偏差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政府决策民主程度、媒体对邻避设施相关知识普及以及信息公示程度对感知风险有消解作用;而公众权利意识、环保意识提升则会加剧邻避感知风险偏差。感知风险的消解作用能够降低民众的抗争意愿,因此为实现邻避冲突事件的防控和邻避风险调控,应采取由下而上的参与决策方式,注重风险沟通,同时媒体充分发挥邻避知识普及和项目信息宣传的媒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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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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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物品风险:类别、归因与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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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继新 韩艳秋《求实》,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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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社会情境下,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环境、多元供给主体互动关系、风险生成和内在影响机理正在发生变化,公共物品系统的复杂性、关联性、延展性等特点,为公共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可能。公共物品风险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管理模糊性等特点。公共物品风险的类别包括责任缺失型公共物品风险、盲动偏向型公共物品风险、知识匮乏型公共物品风险、寻租逐利型公共物品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生成归因于制度约束不完善、非理性心理偏差、多重利益驱动、责任伦理失范。治理公共物品风险,需要强化公共物品风险的公共责任伦理建设、发挥主体精细化的风险治理效应、建构主体间良善融合的社会互动关系机制、探索建立行动主体内部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完善失范行为监督惩戒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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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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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分立与风险分配:网格化管理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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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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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网格化管理研究多从技术与治理角度探讨利弊,事实上,治理技术与技术治理之间存在治理组织与缺席环境的调节作用。回归治理情境,分析县域治理结构及组织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模式及公共治理任务可以发现,事务属性结构及其变迁,使得无论条块还是层级组织,均难以实现事务的清晰治理。县级组织为了规避治理风险,借用合法性强的网格化政策,实现了新时期调适性治理。网格化管理的问题在于,县域组织无法实现有效协同,从而加剧了基层权责不协调问题,引发"有组织不负责任"现象。放眼未来,只有当权责失调的治理问题逐步得到化解,网格化管理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技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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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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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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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论坛》,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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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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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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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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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天舒 王子玥《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0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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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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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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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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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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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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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最大优势”的发生逻辑与转化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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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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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得到系统化阐发,习近平关于中国制度"最大优势"的相关论述是最具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深入揭示了中国制度治理体系的深层逻辑与功能机理。"最大优势论"指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特征和最根本原则,其发生逻辑在于中国"政党中心"的复合治理模式,依托民主集中的"党政双轨结构"、政党统筹"两个积极性"的"央地结构"、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结构以及"政党在场"的"政治—经济"结构,党的领导权在各级政权机关、基层治理和经济社会等领域得以展开和实现。"最大优势论"指明,党的领导是中国制度的根源性优势,是其他制度优势生成运行的根本保障,其转化机理在于通过使命型政党的全面领导和政治整合,使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政治统治权威性、政党行动性与政府科层性治理相互融合的特点,蕴化出行动性治理与制度性治理、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政党自我革命与制度自我完善有机统一的巨大优势和治理效能。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体现和进一步贯彻了制度"最大优势"的思想认识,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在加强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法治联结、综合运用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的总体思路中推进制度优势更好的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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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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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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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承 亓淑敏《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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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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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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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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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彬 王开洁 姚清晨《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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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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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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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整体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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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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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情境下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治理模式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不断调适。调适的背后,是中国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科层制架构,科层制作为常规治理机制,是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机体和基础,具有理性、专业化和高效率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结构僵化、部门割裂等问题,需要非常规治理机制来弥补。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除科层制结构进一步强化外,主要体现在非常规治理机制的变迁。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整体性治理兴起并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充分体现,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动向。基于科层制和整体性治理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模型,并以H市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实证案例,展开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机体、整体性治理为功用的模式,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和相互嵌入关系机制依托科层制架构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在作用机理上有效发挥了整体政府功用,科层制与整体性治理密切结合,科层制决定整体性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整体性治理弥补科层制的固有缺陷,两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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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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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事细治——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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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生《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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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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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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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从何而来?——基于甘肃10个试点县(区)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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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盛 杜丽娜 杜晓林 黄雪松《公共行政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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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推进节约增效型农业、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关键改革。但地方政策实践中面临农户节水意识与用水方式尚未完全改善、政府部门水价形成机制和节水激励机制尚未良性运行、农业节水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尚未充分彰显等系列问题,政策实际绩效与目标绩效间产生偏差。政策绩效偏差何以形成?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联是什么?如何矫正绩效偏差并增进政策绩效?【方法】以甘肃省10个试点县(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研究样本,对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所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质性编码,建构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的归因模型。【发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的形成是涉及“利益相关者—政策执行—政策情境”交叠驱动的复杂过程,表现在:1.在主体层面,利益相关者政策认知、偏好和协同行动是决定政策绩效的关键因素;2.在行动层面,任务分解层层加码、政策落实困难是构成导致政策绩效偏差的核心变量;3.在场域层面,政策资源和改革需求等情境要素进一步催化了政策绩效偏差的形成。【贡献】相对于源自政府绩效管理工具性路径下对绩效悖论和绩效损失的关注,本研究的贯穿概念:绩效偏差,则可覆盖公共政策全过程,有更为广阔的研究价值与适用场域。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的影响因素及相互间逻辑关联的理论模型,为解释公共政策绩效偏差提供新的视角;并从整合政策利益相关者认知与偏好、加强政策执行效能和优化政策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矫正策略,为地方政府提升政策整体绩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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