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洲看反恐

“9·11”事件以来,非洲国家一方面积极支持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另一方面坚持反恐必须标本兼治,特别是应该关注贫困国家面临的问题。非洲是美国全球反恐链条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美国在该地区反恐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本·拉丹及其党羽逃往非洲;切断恐怖组织在非洲的资金来源;铲除他们在非洲可能的分支机构。在反恐斗争深入发展的今天,解决非洲大陆存在的稳定与发展问题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任务。     

论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作为一种极端的解构力量，恐怖主义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和损害不仅在于通过制造恶性事件以破坏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在于借助销蚀主流价值而削弱国际秩序的观念基础。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将评估和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纳入反恐治理的基本范畴。其中，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力量进行社会解构的行为策略，可以分为以动摇当代领土政治、颠覆主流生命伦理和创设替代政治秩序为主要构成的重释再造，以动员恐怖袭击、滋长恐怖气氛和催生仇恨敌对为主要构成的“木马”植入，以“黑色经济”“黑色宣传”和“黑色技术”为主要构成的反向利用。目前，国际社会的反恐路径注重结合预防恐怖主义的内向防御逻辑与打击恐怖主义的外向进攻逻辑。沿着这一思路，国际社会可以综合采取加强反恐实践中的逆向战略、修正反恐叙事中的敌意话语和联通反恐治理中的不同系统等多种举措以应对恐怖主义的社会解构。     

美国极右翼暴力兴起的政治逻辑及发展趋势

近十余年来，美国国内以白人至上主义、反联邦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的极右翼暴力事件激增。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具有以“独狼”为袭击主体、以互联网为激进化平台、现役或退役军人参与比例高、袭击目标与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等特点。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政治逻辑：美国当前的国家大转型是宏观背景；右翼派别的分裂与极端化是中观机制；联邦政府对国内反恐关注不足以及共和党对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庇护态度为其兴起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拜登政府发布的首个国内反恐战略虽然充满雄心，但却面临重重挑战。未来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将长期存在，极右翼思想及其暴力偏好会不断渗透到主流社会之中，极右翼暴力活动与极左翼暴力活动恐将引发冲突螺旋，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与全球极右翼运动的联系愈趋紧密。     

美国反恐新阶段评析

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基本取得胜利后宣布反恐进入新阶段,其对外战略继续围绕反恐展开。美将扩大反恐空间,越出阿富汗,伸展到东南亚、高加索和中东等地区。同时扩展反恐外延,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纳入反恐范畴。为了最终取得反恐胜利,美将增加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并加强与大国的合作。美反恐扩大化引起国际社会质疑,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也产生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恐怖与反恐斗争的特点与趋势

当前国际恐怖势力仍呈蔓延之势,国际恐怖活动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区热点相互作用,使国际反恐斗争形势更加严峻。美国、欧盟、俄罗斯等不断调整各自的反恐战略与措施,国际反恐合作继续加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国际反恐合作分歧犹存,反恐斗争将长期化、复杂化。     

美国反恐战略的转向北大核心

近期,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击杀伊朗军事将领的行动及其反恐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担忧和激烈批评,拉高了对于特朗普政府反恐政策和战略的关注度.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新的反恐战略突出了预防性和全面性,并在战略倾向、重点领域和具体政策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和深化.受其影响,反恐战略正在从全球治理选项逐渐转变为国内治理选项,大国反恐合作的效力进一步降低,国际反恐的合法性和政治基础将遭到削弱.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反恐中对军事手段的选择性使用以及各种工具性的反恐举措有引发“以暴制暴”的暴力滥用之虞;其减少反恐援助、以高压姿态分摊反恐责任和借反恐之名打压特定国家如伊朗的做法,更使反恐日益偏离题中之义.     

国际反恐形势评述

一、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极力推进反恐战争以来，国际社会尽管作出种种反恐努力，但效果令人沮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难以受到根本遏止，国际社会依然面临反恐与反霸的双重重任，并陷入越反越恐的悖论和困境之中。2005年7月以来，一度显得相对缓和的国际安全形势重新紧张。伦敦两次发生恐怖爆炸，随后埃及、黎巴嫩、孟加拉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也有程度不同的恐怖袭击发生，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更是持续恶化，不断造成恶性伤亡。     

"反恐"战与以色列军事伦理的嬗变

在国际舆论中，21世纪以来以色列“反恐战”日渐趋向残酷无情，但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以色列的“反恐”实践总体上并未脱离以色列国防军“洁净武装”传统信条的“轨道”。以色列“反恐”规范的创制与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呈现为一种“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态势。“反恐”实践呼唤“反恐”规范的创制，而“反恐”军事伦理诠释和引导“反恐”实践。外延扩大了“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化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别、重新阐释了“军事必要性”和保护本国战斗人员生命优先于减少连带损伤、另行解释了动用武力的“适度性”等，这些构成了卡希尔和亚德林提出的以色列“反恐”军事伦理的特征。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及其军事伦理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界都引发了激烈的论争，在国际社会仍然以负面态度为主。但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的右倾化和宗教化倾向，却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内在支持。在“民族”与“民主”之间，以色列的民意“天平”出现了向“民族”的明显偏转。秉持宗教锡安主义立场的宗教势力大举渗入以色列国防军，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反恐”军事伦理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反恐联盟及其面临的挑战

反恐联盟是“９·１１”事件后国际上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安全、外交关系的一次较大规模的重组。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视通过联盟发挥作用的国家。不管从对反恐联盟的组建审视，还是从其深层考虑观察，布什政府均把它作为新形势下推行美国全球战略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始终保持在反恐联盟中的主导地位，以便在反恐联盟的旗帜下做过去想做而不能做的事。然而，反恐联盟面临严峻挑战。〔     

从“伊斯兰国”肆虐看国际反恐新困境北大核心CSSCISSCI

“9·11”恐怖事件袭击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撬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进而搅动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美国出于一己私利,试图以两场“反恐战争”来“改造”中东和中亚,但效果乏善可陈。当前,“伊斯兰国”全面肆虐,美国虽未放弃反恐领导权,但行动上畏首畏尾。可以预计,美国反恐的退缩、欧洲反恐的无力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反恐的困境,难以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猖獗势头,使国际反恐面临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