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关系的新进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的加速,新加坡积极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大力拓展中国这一新兴市场,使中新经贸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近年来中新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经济互补性较强,双方在进出口贸易、相互投资、承包劳务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自1 990年中新建交以来,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1 0年来两国贸易年平均增长率达1 2 %。据中国海关统计,1 990年中新两国贸易额为2 3 2 5亿美元,1 995年为6 8 98亿美元,2 0 …     

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现状、问题与对策思考

近几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已入佳境,中国与东盟在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的同时,双边的经济技术合作也得到了拓展,东盟国家已经是中国重要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市场。截至2003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合同总金额达到249.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70.5亿美元。①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既可以输出劳务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又可以带动设备和材料的出口,因而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前景。一、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现状与特点海岛五国: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中国海外第…     

中国与新加坡关系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与新加坡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随着中新正式建交，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和合作迅速发展。本文拟简述中新关系的发展史，并展望两国关系的前景。一、中新关系源远流长追溯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至少从两汉起便有了交通、贸易和友好往来。中国从两汉直至清朝，历代的正史和其他古籍，不但记录着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交通、贸易和邦交关系，而且有关于新加坡的详细史料。在新加坡，曾发现有两汉至明清的历代中国的陶瓷和钱币。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中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往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据《汉书·地理志…     

浅议中俄劳务合作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多年来双方通过劳务合作各自受益很多。目前两国形势发生变化,俄罗斯对移民政策进行大幅调整,而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劳务合作企业举步维艰,这些新变化对未来中俄劳务合作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劳工落难新加坡

近年来不少中国劳务人员带着美好的淘金梦想，前来新加坡打“自由工”，但最终发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可怕的恶梦。最近，记者经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官员的引荐，与２０多名身处困境的“自由工”同胞见了面，倾听他们诉说了在新加坡受剥削受屈辱的辛酸经历。“自由工”在新加坡属于“黑工” 在新加坡的建筑业劳务市场上，外籍劳工有 “公司工” 和“自由工” 之分。所谓“公司工”，是指与有关公司签约后获得了“工作许可证”的劳务人员。这些人为签约公司打工，在居留、住宿和收入方面都有保证。“公司工” 的被雇佣期也有明文规定，公司不…     

中印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

中印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市场开放、货币升值、能源需求等共同问题，克服了双方贸易不平衡、产业结构相似的不利因素，双方贸易呈现出贸易量明显增长、相互投资不断增多、劳务合作逐渐展开的特点，为技术、工程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中国、新加坡经济关系

中国和新加坡经济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元朝已有贸易往来。这种贸易联系在新中国诞生和新加坡独立以后又不断有所发展,1979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中新经济关系更出现了新的转机。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威望不断提高;新加坡政府重视中国的潜在市场,积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大大放宽双方贸易人员互访的限制,积极鼓励新加坡工商界人士来华投资,中新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两国贸易额成倍增长,双方人员往来频繁,新加坡已同我国大多数省、市建立了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     

论延边地区外派劳务人员现状及其问题

目前，延边地区外派劳务人员人数累计达16万人次，海外劳务市场也已扩展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延边地区是全国外经贸公司最多的地区，其外派劳务人员的管理也已初步规范化，但仍存在海外劳务市场狭小、缺乏国际竞争力、劳务人员队伍不稳定、素质普遍偏低、外派劳务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外派劳者管理水平不高、市场秩序较为混乱、缺乏国际劳务市场供求信息等问题。     

转轨经济中的俄罗斯农业与中俄农业合作

俄罗斯农业从1991年底开始改革后、一直处于低谷中、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农业投入日益减少、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以及土地所有制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等问题造成的。中俄农业合作目前仍以劳务合作为主。两国农业合作发展趋势是加强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方面的合作以及科技领域中的合作。     

朝鲜IT产业的发展及中朝合作前景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朝鲜政府高度重视本国IT产业的发展及IT人才的培育。目前，朝鲜软件业已具有一定的技术竞争力，IT市场也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鉴于此，中国与朝鲜开展了计算机硬件、软件及因特网等领域进行了初步的合作。然而，中朝IT产业的合作存在规模小、合作动机存在差异、信息不对称、复合型人才匮乏等问题。为此，中朝两国应采取政策引导和政策倾斜、采用国际标准来规范IT产业合作、建立中朝IT产业合作法律框架等措施来积极促进两国IT产业的合作。     

试析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①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进而在新加坡的当地社会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先简要描述了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团产生的背景及其建立、发展的概况;随后分析了新移民社团的三个主要社会功能,最后探讨了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团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新加坡外籍员工政策的变化及影响

新加坡是使用外籍员工的主要国家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该国政府频频修订雇佣外籍员工的各项政策,调高外劳税,提高准入门槛,有关政策将增加我国公民赴新工作难度,提升赴新务工的风险。     

新加坡21世纪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服务，精干的公务员队伍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富裕的根本前提。服务社会以及追求卓越是新加坡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新加坡面向21世纪的公共服务虽最早提出于1995年，至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但其影响力深远，其理念至今仍深入人心。现阶段，我国正“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实践有效的先进经验。因此，了解新加坡公共服务的理念及其特点，将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政府中小企业政策分析

中小企业在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新加坡政府中小企业政策为主线，通过新加坡政府中小企业政策来透视1997～2008年期间中小企业变化和发展状况。尽管1997年金融危机对新加坡中小企业冲击较大，但由于新加坡政府多举措的大力支持，新加坡中小企业在这10年中都得到较快的恢复并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加坡中小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对中国中小企业走出去具有借鉴意义。     

新加坡公务员培训制度的改革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迎接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的挑战，新加坡政府对其公务员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务员培训制度作为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等方面经历了诸多变革，反映了当今时代公务员培训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某些共同趋势。了解新加坡公务员培训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合理借鉴新加坡公务员培训方面实践有效的管理经验，将对完善和发展我国公务员培训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马华人史研究的反思

本文认为要以客观的态度和科学方法来研究新马华人的历史,而不是为了政治或其他的需要来写历史;并对新马华人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赴新加坡留学潮解析

新加坡以其特有的优势吸引着中国留学生。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是一个后起的留学目的地，开展对中国赴新加坡留学潮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进一步提升驻非企业和员工的风险意识和安保措施

龙年伊始，非洲接连发生三起中国海外员工被劫持事件和一起爆炸伤亡事件。一方面，中国已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另一方面，非洲也是中国员工遇袭遇劫遇害的多发大洲。目前，中国海外企业与员工的安全仍然存在许多隐患，必须未雨绸缪，亡羊补牢，全面提升中国企业和员工对安全风险的评估水平、应对意识和防范能力。     

传播学视野下的海外华文传媒与中华文化之传承——以新、马、泰、菲华文报纸为例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媒体被赋予了传承中华文化的功能。作为重要的海外华文报刊集中地之一，东南亚华文报纸如何发挥其作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本文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四国华文报纸为例，运用传播学的某些理论对它们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实践进行归纳分析，并指出其所面临的问题。     

Framing the matter differently: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Union labour migration policymaking

Most of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on European Union immigration policymaking has emphasized the predominance of governmental actors. The major changes entailed in the 2009 Lisbon Treaty, however, imply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upranationalism and necessitate rethinking earlier conclusions. Exploring the concomitant rise of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traits in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role of discourse structuration in managing policymaking in a contested and controversial policy domain. The Commission is thus gaining more influence and importance, partially facilitated by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Lisbon Treaty, but mainly due to astute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in facilitating consensus. Framing problems in a fashion that maximizes potential agreement by member state governments facilitates political agreement regarding potentially divisive policy proposals. Discursive elements are created and circulated that are designed to appeal, render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unproblematic and, in some cases, are deliberately bipartisan in nature. Thus, great rhetorical emphasis is placed on linking policy with competitivenes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urope 2020 agenda to appeal to centre-right concerns, but in the case of temporary migration links are also constructed to centre-left issues, including enhancing migrant rights, avoiding exploitation and creating benefits for sending countries. Empiricall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litics surrounding the genesis of the directive on highly qualified migrant workers (the so-called Blue Card) and the migrant seasonal workers dir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