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与我国同东亚地区的经贸合作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香港、台湾两省（以下简称东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东亚地区外商在我国投资设厂与合资办厂的势头旺盛，我国由此发展了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与加工装配业，并与东亚形成了较为密切的产业分工格局。随着外商在我国开展投资竞争，我国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格局正面临新的变化和重构。东北亚地区未来的国际分工格局将是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交叉的多元化分工格局，从而有利于各国各地区依据各自要素禀赋优势和市场优势进行分工合作。     

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战略目标、形式的调整与影响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唯一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与既有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 ,日本所倡导的东亚“雁行模式”国际分工 ,是一把“双刃剑” ,对日本来说已在长期发展中显露了双重效果 ,90年代以后 ,其负效果日益突出起来 ,这不仅对日本经济发展不利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 ,因此 ,调整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形式与目标 ,建立双向开放的国际化经济 ,就成为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新课题。     

迈向21世纪的日本东亚经济战略

世纪之交的日本东亚经济战略，其核心内容是以东亚地区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以增加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技术转让、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发展援助为手段，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最终建立以＂雁型模式＂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圈。但该战略的实施要受东亚地区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一战略的实施既有可能性，又有局限性。     

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及东亚区域合作构想

美国与东亚经济失衡与摩擦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巨大而复杂。一方面,为应对与美国的经济摩擦,东亚先进经济体往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区内后进经济体,将其作为自己的出口平台,从而促进东亚地区产业分工与国际生产网络等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另一方面,作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立场、东亚对美国市场和美国货币的非对称依赖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日本助推“雁阵模式”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实现经济“起飞”后,开始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后者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又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东盟国家,并以此形成了以日本为雁首、“四小龙”为雁翼、东盟为雁尾的所谓“雁阵模式”,成功实现了本国产业升级,同时也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产业分工体系.“雁阵模式”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日本在东亚的产业领先优势,但日本政府所起的助推作用也功不可没.     

21世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模式及其前景展望

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以经济互补为基础的沿海域型合作模式；二是以贸易与经济技术合作相结合的沿边型合作模式；三是次区域或增长三角型合作模式。这三种合作模式将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虽然目前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合作仍会稳步地向前发展。特别是在下世纪初，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     

东亚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一、东亚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及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产业发展出现新变化,雁行发展模式已式微,新的发展模式正在酝酿之中。在新模式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再是地区产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东亚区域内产业水平性分工增加。随着中国在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诸多领域的产业的迅速扩大,中国在东亚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走出单一“东亚模式”的误区

东亚地区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在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国在独立之后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受到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采取了种类迥异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机制。加上各个经济体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力度和能力存在着差别，受外部经济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使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斑丽多彩、形式各异多种经济模式。尽管这些东亚经济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但有着更多的不同点。因此，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仅存在单一的“东亚模式”是不符合该地区客观经济情况的。     

欧洲与东亚安全合作模式的差异评析

迄今最成功的欧洲地区安全合作模式,被认为是东亚安全合作的参考榜样.欧洲模式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突出"一国安全与他国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东亚模式以合作安全为核心,强调"确保合作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安全利益".这两种地区安全合作理念反映了欧亚不同的地区安全结构背景及不同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由于合作理念与发展道路的本质差异,这两种模式在某些关键方面存有内在的冲突而无法相容,因此,东亚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仿效欧洲模式缺乏坚实基础和可行条件.当前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所面临的困境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印度与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随着印度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印度与东亚之间的贸易迅猛发展。从地区来看，东亚已经超过欧盟、北美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印度与东亚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东亚相比，印度具有独特的要素禀赋优势，同时印度在吸引东亚投资以及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因此未来印度与东亚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将会成为推动印度与东亚贸易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国应当把握这次机会，通过积极推动与印度经济一体化合作、增加对印度的投资等手段大力发展中国与印度的产业内贸易。     

日本-东盟CEP框架下的区域产业分工

2008年4月14日，日本与东盟在京都签署了《日本一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JCEP）。AJCEP的签署，这是2002年1月以来日本对东盟经济外交取得的最重大成果。作为一个典型的“南北”型协定，同时也是日本首个与区域经济组织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AJCEP的出现既是日本对自身经济结构问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和东亚区域产业分工发展的一种回应，又必将对今后的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从马来西亚与日本的关系变化看冷战后东亚格局的演变

冷战后,东亚地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国关系处于历史性调整时期。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日益上升,并逐渐成为塑造东亚格局的重要一极。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实力的相对下降深刻地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本文通过分析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关系演变,管窥冷战后东亚格局的演变。     

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与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秩序一直处于转型之中。从域内大国权力分配格局、不同层次制度安排形式及地区认同意识等构成地区秩序的三个要素来考察,美国在东亚地区仍处于政治安全领域的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和地区认同方面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状况呈现出一种"不完全霸权"的态势。未来新型的东亚地区秩序将在美国的"不完全霸权"、中国的崛起及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等因素相互博弈的进程中以和平方式确立起来。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美韩FTA的起步、拖延及影响——以东亚区域合作为视角的分析

美韩签署FTA是两国对现实背景和贸易环境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尽管美国的遏制意图和韩国的抢占制高点的意图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都是试图使自身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占据主动位置,但美韩FTA的久拖不决也使其潜在的影响产生了变数。韩国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在走一条有别于东亚区域合作既有模式的道路,必然会对原有进程产生影响。它还使中国目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所取得的成果缩水,因而有必要重新评估我国自身的FTA战略,以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

传统东亚格局具有明显的一元化特点,无论是经济贸易还是政治安全都高度依赖美国。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东亚经济体对美国的经济贸易依赖逐步被中国所取代,从而形成当前东亚地区格局中的二元困境,即政治安全依赖美国,而经济贸易依赖中国。同时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逐步形成的东亚传统的合作模式也遭遇多层面挑战。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基础扎实、背景厚重、举措有力、开放度高、统领力强,在区域合作架构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也为走出东亚格局中的二元困境开启了可行路径。中国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起者,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地区,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盟关系将发展到全新阶段,提升至更高水平。     

试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思想文化基础——从历史启迪与未来追求的视角

创建共同合作、协同发展的“东亚共同体”,业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历史事实证明:东亚地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一体化”的区域;它既有成功的、进步的古代“东亚文化圈”,也有反动的、失败的近代“大东亚共荣圈”,还有设想中的“东亚共同体”。然而,现实中的“历史认识问题”,是直接关系到“东亚共同体”能否迅速建立的前提条件。为促进未来“东亚共同体”区域内的沟通和交流,需要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建共通文字,这不是复旧,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当人们思考构建“东亚共同体”时,在普遍关注经济协作的情况下,尤应重视思想文化观念的问题,因为东亚各国间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问题,不能光靠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而确实需要从思想文化观念方面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与东亚共同体建构

在探讨东亚地区主义时通常所运用的三种思维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按照这样的一些思维范式分析,90年代后期的区内外因素促成了东盟+3会议的召开和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生及东亚同盟体的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和平崛起对于参与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俄远东铁路货物运输及其国际合作

铁路运输是远东主要的运输形式,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远东铁路货物运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远东铁路运输经济效益较低,面临着许多困难。为此远东铁路部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远东铁路货物运输潜力巨大,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合作为其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