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

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的主旨,与其说是政教分离,不如说是国家控制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对宗教的控制,但这场精英主义运动没有抵达边缘,也没有接近民众.土耳其具有中心-边缘、国家与宗教双重二元结构,也具有作为边疆国家的特殊性与对欧洲和伊斯兰的双重身份认同,其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极为复杂.伊斯兰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主要和内在属性,欧洲性是土耳其的次要和外在属性.把伊斯兰定性为土耳其的内在属性,就可以理解和解释边缘的强大,世俗主义改革的受挫与历经数代人强力的世俗化后,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政治上的强势崛起.     

影响土耳其当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土耳其有四大政治文化遗产,即传统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治遗产、伊斯兰政治文化遗产、凯末尔主义遗产和多党民主政治遗产.它们都在现代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中起独特作用.作为一个创造了悠久文明、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国家,现代土耳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而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现象,正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与现当代社会现实相互冲撞和冲突的产物.     

土耳其主要民族、宗教极端势力

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民族与宗教矛盾自立国以来一直存在。虽然土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世俗的、政教分离原则以及不可分裂的国家统一原则,但是以库尔德民族分离势力为主的民族矛盾、企图在土恢复政教合一政权的伊斯兰主义分子与世俗势力之争一直是土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难题。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库尔德工人党(PKK)为主的民族分离势力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土十分活跃,给土政治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以至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试论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的宗教政策

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 30 0多年时间里 ,天主教成为殖民地政权结构不可分割的部分。殖民地政府与教会之间 ,形成相互支持、相互牵制和相互渗透的“捆绑”式发展模式。进入美国统治时期以后 ,菲律宾殖民地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政治与宗教活动开始分离。由于菲律宾殖民地政权结构完全沿用宗主国美国的政治统治模式 ,实行三权分立制 ,宗教势力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政治力量基本上被排除出各级殖民地政权之外。在旧的天主教势力被不断地分化、弱化的同时 ,基督教新教的影响也只是局限在教育文化领域 ,而且它是附属于政府 ,为政府…     

近三十年来国内土耳其政治研究概览

现代土耳其是重要而特殊的中东伊斯兰国家.凯末尔在土耳其进行的世俗主义改革是一场革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1945年以来,土耳其率先向多党制过渡,启动了漫长、艰难而又最终成功的民主发展历程.     

从普世主义与帝国传统走向民族主义——齐亚·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下)

奥斯曼帝国晚期意识形态混乱困扰着处于孕育发展状态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构成了齐亚·格卡尔普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格卡尔普对较有影响的各种政治思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重点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帝国传统与宗教普世主义,倡导并支持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其最高理想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民族化,摆脱外国侵略,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土耳其的伟大民族复兴,并最终实现土耳其现代化.     

奥斯曼帝国苏莱曼盛世简析

苏莱曼一世以其卓越的文治武功创造了奥斯曼帝国的盛世辉煌,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光荣与繁荣。但也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帝国社会形成了后宫干政、朋党政治、财经困境,以及对米勒特特权滥用等问题。其后果是,这不仅终结了奥斯曼帝国连续十世的明君政治时代,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了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的开始。这些弊病也为其后困扰奥斯曼帝国数个世纪的麻烦埋下了伏笔。     

伊朗宗教力量的发展前景

伊朗属于总统制共和制国家 ,但是 ,宗教势力掌管了国家一切权力 ,神权高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政府力量和宗教力量的斗争自 1 979年革命以来就已存在 ,在多番较量后 ,伊朗政权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 :国家实现世俗化 ,即实行政教分离 ;政府力量与宗教力量斗争的僵局将导致民众暴动 ,甚至引发另一场人民革命 ,将宗教力量及其支持者扫地出门 ;宗教政治体制继续得到强化 ,甚至仿效梵蒂冈模式 ;伊斯兰模式 ;宗教政治体制逐步“标签化” ,“法基赫的统治”日趋形式化。当前 ,伊朗面临改革的动力和挑战。双方利益之争、力量对比变化、人民的要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导致宗教力量的“标签化” ,将是伊朗社会的必然选择。     

略论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奥斯曼帝国推行西化改革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复古主义改革的失败.改革都是在外来压力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它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而仅是出于帝国精英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奥斯曼的社会心理也完成了一个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转变,从而深刻地影响现代土耳其的发展.     

阿根廷民众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传统上对于民众主义的分析通常采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忽视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拉丁美洲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同样具有主体性,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使民众主义绝非简单地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操纵,社会的力量也影响着民众主义的形成及演变。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认为阿根廷民众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重塑国家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传统社会矛盾凸显,原有政权的支持网络无法维系,政治领袖便通过诉诸民众主义的方式重建政权支持网络,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统治。除民众主义外,军人干政也是阿根廷时常依靠的另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军人干政与民众主义的反复出现均根植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一方面阿根廷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当危机发生时民众会诉诸权威对国家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阿根廷社会分裂程度较高,在危机下必须通过权威的方式才能推行改革和新政。而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的出现又与所处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联:军人干政发生于精英内部与民众内部均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而民众主义发生于精英分裂但民众相对团结之时,这也使得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成为危机之下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