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地区安全问题及其治理机制北大核心

近几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及粮食安全、能源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非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增多,形势更加严峻。国家内部冲突外溢、军事政变回潮导致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扩散、气候异常变化等一系列挑战凸显非洲地区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区域安全秩序严重失衡。与此相应,非洲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出现变化,和平与安全架构不断完善,其与区域治理架构以及非洲联盟与次区域的经济共同体等机制之间的协调不断增强,安全治理范围和功能不断拓展等。但是,非洲安全治理机制的自主运行能力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方式无法充分运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有鉴于非洲国家的国情和区域形势,非洲安全治理需要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进而动员非洲国家的资源,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非盟安全治理的自主性。     

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议题化是当今非洲债务问题的重要特征。作为经济议题,债务问题是非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债务问题正成为非洲国家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重要议题;作为国际关系议题,非洲债务问题是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双边与多边、官方与私人部门在非洲博弈和互动的新议题。非洲债务问题的议题化正带来多重影响,其嵌入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家发展议程,推动中国与传统债务治理机制的碰撞、竞争和磨合,成为影响中非合作关系的焦点问题。受2020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非洲债务问题议题化趋势更加复杂,非洲债务可持续性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同时国际社会在非洲债务救助中团结合作的意愿和行动不断走强,非洲债务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债务治理合作转型的重要动力。然而,美西方在非洲债务问题上的政治化图谋给非洲发展和国际债务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必须认清非洲债务问题的根源和本质,坚决反对将债务问题政治化,通过团结协作构建真正有效的国际债务治理体系,从而切实推进非洲发展和国际对非合作。     

非洲之角政治转型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北大核心

非洲之角多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开启了整个地区的中长期转型。这一历史性转型同时在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展开:个人层次是顺应地区人口年轻化趋势的政治领导人代际更替;国家层次是顺应地区发展需求的从"安全第一"向"发展第一"的治理思维转型;体系层次是因应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变化而来的跨红海地缘政治回归。这一转型的推进充满不确定性,也蕴涵巨大的可塑性。鉴于地区内国家自身能力差距及其传统国际交流合作关系,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可望把握好该地区的可塑性并降低不确定性,推动其政治转型稳步走向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非洲汉语推广的现状、问题及应对策略

非洲国家的汉语教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非洲的汉语推广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但在层次、师资、教材和资源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挑战。推进非洲的汉语推广,要积极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充分发挥孔子学院的重要作用,加快非洲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实现非洲汉语教学的本土化,同时还要加强非洲汉语推广的研究。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律一体化

在当前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非洲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加强非洲地区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为此,非洲许多次区域经济共同体都提出了加强合作、建设更高层次一体化的目标。但是,如果非洲各经济共同体不关注本区域内法律的一体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就会因各成员国之间法律的多样化而受到影响。非洲在法律一体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面临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为了保障地区一体化的健康发展,非洲各经济共同体必须大力推进成员国间法律的一体化,特别是贸易、投资方面的实体法以及有关管辖权、法律适用、判决承认与执行等程序性事项的国际私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     

浅议非洲一体化的现实挑战

非洲一体化问题不仅事关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及相互关系的演变，也会在相当程度上作用于非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一体化在组织保障、经济合作、冲突管理和共同外交等方面继续取得了进展，但也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包括若干重要的现实挑战。本文列举了非洲一体化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并就相关原因、后果和影响等进行了简要分析和探讨。     

世纪之交的非洲

非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协商机制不断加强,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非洲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和千扰,利用自己的优势,努力建设一个稳定发展的非洲.     

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平等的方式推动文明间互鉴，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核相契合。长期以来，中国把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作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在技术和治国理政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助推非洲实现自主发展。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冲击，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在倡导平等互鉴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评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治理根基，提升非洲治理效能，助其实现自主发展。     

非洲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北大核心

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自2014年以来,非洲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从之前年均增长5%下降到3%左右。但是,非洲经济仍有不少亮点:增速仅次于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中,有6个非洲国家;1/3的非洲国家在包容性增长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在非洲一些国家兴起。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债务负担加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风险挑战,非洲国家纷纷倡导经济多元化、积极推进非洲一体化,并加强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合作。非洲崛起的势头没有也不会改变,未来有可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世界经济新引擎。     

复合地缘政治的兴起与跨境安全治理的转型

国家边界的人为划分与边境地区安全的高度关联,使跨境安全治理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时空关系相对稳定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下,跨境安全治理从未面临严峻挑战,国家边境管控和边境地区一体化相结合的手段往往是较好的跨境安全治理模式。但随着当代技术革命的深入,传统地缘政治高度依赖的时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共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时间流动加速甚至"静止化",对传统的线性叙事和决策思维产生重大冲击;它还推动传统上静止的空间得以"流动",从而使地缘政治理论面临前所未有的空间不确定性。正是这一崭新的时空联动关系,使地缘政治由传统的单一形态朝向复合形态发展,并对既有的跨境安全治理思维和模式产生重大冲击;呼吁跨境安全治理朝攻守平衡、收放自如、松紧合理的方向转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次,中国都有重要潜力成为这一时代性转型的引领者。     

非洲军事政变:老问题引发新关注

军事政变是非洲国家历史上广泛经历的一种政治现象。多哥政局由“政变”向“宪政”的转变以及赤道几内亚未遂军事政变背后的钱权交易表明:遏制非洲军事政变既有乐观前景,也面临巨大挑战。当前,外部势力对非洲丰富油气资源的觊觎已成为军事政变发生的一种新动因,非洲联盟以及西共体等非洲地区组织已成为遏制非洲军事政变的中坚力量。由于导致其发生的各种内、外部因素的长期存在,非洲军事政变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对非洲军事政变的遏制有赖于非洲国家民主体制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军队自身职能的转变,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     

非洲新形势与中非关系

中国为实现在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要为这一目标服务,不仅要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要抓住机遇,发展与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新的国际背景下,非洲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非洲和中非关系的发展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战略平衡”问题

对非洲援助是中非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既是中非关系的利益面,也是中非关系的责任面。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发展援助潮流出现重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提高对非洲援助的战略性,加强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以及拓展对非洲援助安全内涵等新挑战。当前中国对非洲援助面临五大"战略平衡"问题: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的平衡;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平衡;不干涉内政和参与非洲内部事务现实需要的平衡;加强透明度和保持对非洲援助的主导权之间的平衡;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的平衡。未来对非洲援助战略应结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适时调整援外体制,满足对非洲援助的战略性要求,并将重点放在推介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上。     

非洲安全形势特点及中非安全合作新视角

自北非动荡和利比亚战争结束后,非洲面临的总体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既有内战和武装冲突等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也有恐怖活动在非洲扩散,"不稳定之弧"暗流涌动的威胁。埃博拉疫情扩散则敲响了非洲公共卫生危机的安全警报。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发展,非洲安全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必须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安全领域的合作。作者从多个角度提供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的思路,值得思考。     

论当代拉美与非洲关系的发展

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历史上的交往和双方种族与文化的交流奠定了拉美—非洲关系发展的基础。目前,拉美—非洲关系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一套框架体系,在拉美—非洲地区层面上,已经形成如"南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等定期性的制度性对话和合作平台。在此基础上,双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成为推动拉美—非洲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力量,双方的合作集中在政治、经济和科技领域。不过,拉美—非洲关系无论是在战略定位上,还是在经贸水平和合作的地域范围上都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非洲地区主义发展论析

非洲地区主义是非洲国家间的一种政策选择 ,在本质上属于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的发展范畴。它是非洲国家促进社会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的一种发展战略 ,也是一种适应全球化需要的新形式的南南合作 ,其目的是通过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解决内在的发展问题与紧迫的跨国性问题。就功能而言 ,非洲地区主义主要表现为“发展型地区主义”和“安全型地区主义”。     

风险社会视域下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探析

当前,全球各领域风险积聚联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凸显。本文引入风险社会理论范式,提出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是在人类活动的全球性和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度复杂性共同催生的全球风险下,既有治理体系的风险认知和管控机制失灵,进而引发的各治理领域中不可有效预测、缺少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状态和趋势的总和。具有来源人为化、作用方式制度化和影响范围超时空延伸的主要特征。以国际关系学科的不确定性研究视角审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不仅源于行为体有限理性,而且应被阐释为全球风险在体系层次引发的复杂系统效应。为有效消减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应变革基于工具理性的规则治理理念,重塑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建设包容型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共同风险下的命运共同体。     

非洲人权事业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人权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具体表现在:人权问题日渐受到非洲国家的重视;维护人权的风气正在逐步发扬;认真反思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积极处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妇女参政的机会日益增加;建立了多个维护人权和发扬民主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但是非洲人权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其发展是长期而艰辛的,只能在困难中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