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探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对于丰富国家安全学科思想内涵、完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整体性、综合性的实用型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古代安全思想史研究提供补充,也有助于为国家现实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影响西周国家安全的要素涵盖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对这几方面的认识基础之上,西周形成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思想包括“崇拜天神、祭祀祖先”,“礼以定序、乐以观和”;军事安全思想包括“以礼制戎、除恶务尽”,“统筹全局、重点部署”;社会安全思想包括“神道设教、伦常为纲”,“阴阳和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国家安全思想系统,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从美国军事战略报告看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环境

从2009年美国军事战略报告中,我们可以对未来25年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总体特点和局部问题作出某种判断。未来中国国际战略安全环境总体平稳,但周边地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中东与中亚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可能成为未来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两个热点地区。另外,未来我国国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内部问题较多。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思考对策。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国际安全制度与总体国家安全：一种理论分析

一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贯穿这些领域的两条主线。国际安全制度构成了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重要依托：国际安全制度能够塑造各国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影响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不同领域的国际安全合作,从而有利于实现各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二战结束以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等基本原则已经大大改善了全球安全环境,构成中小国家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普遍性的国际安全原则和规范也可以应用到各个具体领域的安全规则的构建,从而直接影响各国维护相关领域国家安全的能力与利益。多边安全联盟会带来高水平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联盟成员的总体国家安全,但也可能减损其他国家的安全水平,从而导致冲突。纯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制度在提升各成员国家安全水平的同时,也具有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优点。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制度的构建,并有效运用国际安全制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水平。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国家安全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建构的初步尝试

国家安全学的创建为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提供了整合与成长的契机。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基于安全目的而诞生，却因其核心功能可以与既有安全体系内的诸多环节建立深度链接，从而获得了内在的安全属性。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学存在深度耦合关系，国家安全学研究框架能够为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网络的建构提供基础条件。人工智能本身蕴含的“双重时空意义”与国家安全学框架内特点各异的安全领域形成复杂互动，能够在学科框架中建立以“中心—外围”结构为基本特征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国家安全研究的六个领域同时兼容人工智能的双重身份：在研究视角更加宏观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将以系统性要素的身份创建广泛的新议题，并成为网络的中心节点；在安全内涵相对具体的网络安全、核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则成为重要的赋能主体，塑造了网络的半中心区域。其余十个国家安全领域与人工智能的链接相对松散，人工智能分别以博弈客体、功能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的身份发挥次要作用，从而构成议题网络的外围区域。议题网络的创建有助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迈入学科化的发展轨道。     

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存在：中国国家本体安全的寻求与调适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博弈中,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面临着多重身份认同、跨国沟通网络和群体情绪/情感等问题带来的新型挑战。多样的身份认同危机会导致国家处于本体不安全状态,出于维系“社会性存在”的目的,国家会启动情绪/情感性自我保护机制,呈现以“焦虑感”为特征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带来国家间的安全对抗和冲突。获取国家本体安全取决于国家自传式叙事的连续性与“自我—他者”信任关系协调机制两条路径的均衡发展。在百年大变局下,“何为中国”的自传式叙事正由“内向型”的国家主体性向“外向型”的国际能动性身份转变。新时代中国国家身份转型和国家本体安全的获得,一方面,取决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成功建构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新型负责任大国叙事体系;另一方面,有赖于重塑和调适中国与西方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竞合型”与“和合型”两类信任关系,其调适结果不仅是实现“自我—他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也是决定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生态的关键。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思想·制度·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种分析框架

各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相关经验,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国家安全体系一般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构成要素,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内外环境和发展需求等方面的差异,这些要素的演变历程、具体内容和实际作用可能大不相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拥有最为庞大、完备且富于自身特色的国家安全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指导思想、法律制度和保障工具三类要素构成。其指导思想是维护全球性主导地位,并带有绝对安全倾向;决策机制既遵循一套完整的跨部门分级流程,也涉及各种非正式决策模式;法律制度与监管机制系统完备;保障工具与手段多样有力,包括超强的军事能力与联盟体系、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情报体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作为一个在冷战中形成的"安全化国家",美国的安全目标与手段、资源之间存在持续张力;空前庞大的国家安全体系也会受到内外条件的制约,经常陷入能力捉襟见肘、行为进退失据的境地;尽管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权力优势",美国同样面临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     

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自主武器军备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Russi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 The Role of State-Owned Firms

In 2017,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declared that whichever country becomes the leade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ill become the ruler of the world.” Yet Russia lags competitors lik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bstantially in AI capabilities. What is Russia's strategy for boosting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ies, and what role do groups within the Russian elite play in shaping this strategy? Russia's AI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unique in that it is led not by the government, nor by the private sector, but by state-owned firms. The government's distrust of Russia's largest tech firm, Yandex, has sidelined the company from national AI planning. Meanwhile, Russia's defense conglomerate Rostec publicly appears to focus les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an on other high-tech priorities. As a result, Russia's AI development has been left to a state-owned bank, Sberbank, which has taken the lead in devising plans for government-backed investment in AI.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

二战后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