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治理模式评估

反恐委员会是九一一事件后联合国治理恐怖主义的重要机构。反恐委员会的目标是 提升全球范围内的反恐立法和执法水平。由此，反恐委员会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该模式具有复 合式、多中心、多层级和增能式治理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体现了全球治理。不过，反恐委员 会的治理规制建基于西方占优势的现存规制。从本质上看，反恐委员会的治理模式是一种由西方 国家主导，为西方利益服务的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它不能根除恐怖主义并达到善治。     

体制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

体制复合体理论包含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治理等两种治理模式,在应对网络空间治理等复杂性全球治理议题时有很强的解释力,它同样适用于复杂的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制复合体理论中所包含的多方和多边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可以分别应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不同领域治理议题中。如在算法歧视、伦理问题、就业问题、数据安全等议题适用于多方治理模式,而与全球经济、安全、政治相关的议题更适用于多边治理模式。最终,通过多方和多边等体制复合体包含的多种治理模式共同构建起以标准、规范、规则和机制等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

全球治理理论是应对全球化思潮而出现的一种新兴理论,其中,对各种行为主体在全球治理中具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的分析,成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实现的可能性及有效性的关键。文章认为,在全球治理中,各种行为体依据自身不同特性,以不同的治理模式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国家中心治理、有限领域治理、网络治理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而多元多层合作治理模式是各种行为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最具有效性的治理模式。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立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实践原则

进入新时代，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利益与命运的“高度关联性”是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时代背景和立论之基；多极化格局下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构性”是其得以践行的必要条件；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非零和性”是其在国际交往中实践的根本性保障；国际合作的“扩散互惠性”是其实践动力；国际交往的“道德性”从观念层面为其提供了道义支撑。共商、共建、共享三者在逻辑上互嵌、内容上互构、体系上互济，是一个体系严密、层次清晰的科学理论体系。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蕴含明确的实践原则，即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公正合理为方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以增加全球公共产品投入为路径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率作用，以开放包容为特征打造全球治理多元叙事体系。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思考

在全球气候变暖、北极海冰消融的推动下,北极治理问题日益突出。《海洋法公约》、北极理事会等相关治理机制的不足与缺陷使得构建与完善北极治理机制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在北极治理机制的构建上,国际学界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地拟制《北极条约》,另一种则是强化现有治理机制在领域性与功能性问题上的治理。对此,中国应立足于实现本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的统一,从而推动该地区国际合作和治理机制的完善,并最终为北极的和平开发和利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

一、全球治理成为可能的几种治理因素“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关系学界逐步受到重视(罗西瑙在其著名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最早提出了“治理”的学术意义,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赫尔德主编的《全球治理》更深入地发展了全球治理的     

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结合自身力量特性,欧盟曾形成了以“良政”为核心理念、以多边主义为路径、以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全球治理战略.新兴力量崛起加速了国际权势转移,也重塑了欧盟的自我认知,推动其调整全球治理战略.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重视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重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功能性”和“互惠性”维度,力求在新兴力量和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中推动全球治理.     

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基于公共性的回归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彰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特征。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危机治理之中,带有公共特点的私有权威正在公共治理中崛起;在公共领域方面,公共性不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社会和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界变得复杂;在公共产品方面,公共性超越了普通公共产品所带有的工具性和经济意味,更多地体现为公共实践。由此可见,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强,但这种公共性已不再需要对其设置特定的边界,它正逐步演变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实践,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其中,中国也努力通过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负责任地提出了"中国方案"以及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机制等实践,推动公共性在全球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扩大。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