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虚假信息研究

虚假信息作为信息操控的重要手段,在国际关系中存在已久。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虚假信息日益泛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虚假信息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系统性和理论性不足,且充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甚至成为西方操纵的舆论武器。实际上,虚假信息作为新兴的复合型国家安全威胁,呈现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的特征,是困扰国际社会的一种新生现象。虚假信息对中国国家安全也构成严峻挑战,危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虚假信息疫情”将这一危害暴露无遗。虚假信息的泛滥有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层面的原因,也受信息技术及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当前,虚假信息政治化倾向严重,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挑战日趋复杂严峻。因此,我们必须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目标,强化虚假信息治理,有效防范化解虚假信息安全风险。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四十年: 回眸与展望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10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评估中国外部安全环境

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在考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时,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出发点。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核心,其外部环境最具挑战性。中国外部安全环境虽然面临许多挑战,某些领域的安全形势相对复杂、严峻,但总体可控,维护安全并未超越发展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中国仍然面临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