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俄欧关系的非对称结构及其发展趋势

俄欧关系作为一对极其重要的大国关系,其发展和演变受制于这一关系本身的内在结构。俄欧关系是建立在制度化框架基础之上的,并且具有结构性非对称特点:角色性质与合作机制、博弈手段及其影响力、关键利益与核心关注以及影响俄欧关系的跨大西洋三边关系都是非对称性的。     

苏芬战争及其对苏美关系的影响

苏芬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而置芬兰国家主权利益于不顾,主动挑起的一场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是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美国介入苏芬战争有其政治、经济以及政治文化上的根源,美国针对苏联提出道义上的禁运,使两国贸易关系受到很大冲击。     

欧洲国家对美关系考虑及其影响

本文认为，欧洲国家在对美国的认识上没有根本性差异，其分歧主要在于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准确地说，在于以何种方式可以有效影响美国的政策。英法等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裂在较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处理对美关系的分歧而引起的。不论是英国代表的“团结派”，还是法国和德国代表的“抗衡派”，都希望能够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但“抗衡派”与美国的矛盾由于是围绕世界秩序以及各自地位和作用而展开的，双方均难做出妥协，并因此将改变大西洋联盟内部关系的状态。     

清代亚洲非对称关系的层次与多样性

非对称关系不均匀的本质导致了互动中强者与弱者之间知觉的差异。尽管双方都在试图“处理”这种非对称关系——强者试图进行主导,而弱者会进行挑战——但大多数非对称关系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稳定的。这些关系是通过互动来维持的。亚洲非对称关系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的中心性。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中国的人口与生产力规模为其典型的非对称对外关系创造了条件,并且中国的中心区域和各地区之间也同样体现出非对称的特点。有清一代,亚洲各国曾彻底臣服于这种非对称关系。在非对称关系中存在三种标准,即对抗的双方能力差距悬殊、角色无法调换、无法消灭对方。清朝传统非对称关系的根基最后被摧毁,很大的原因是来自其内部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在当今全球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的“和平崛起”（peaceful leap forward）则引发了关于中国传统治理与外交方式新地位的问题。     

俄罗斯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新进展、动因及安全影响

俄罗斯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第一,从国家层面构筑军用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体系;第二,建立和完善军用人工智能管理机构;第三,研发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第四,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项目的实战化运用;第五,加强与长期盟友和合作伙伴的人工智能军事化合作。俄罗斯之所以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展,主要是基于以下五方面原因：俄罗斯素有重视军事技术的历史传统、人工智能发展带动俄罗斯军事装备进步、应对周边威胁和安全挑战的现实需要、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着力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俄罗斯推动人工智能军事化造成以下三方面安全影响：第一,加深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间的军备竞赛;第二,增加俄罗斯与美国及北约间意外战争的爆发风险;第三,从内外两方面冲击战争伦理,包括推动战争从迫不得已的手段逐步转变为优先尝试甚至是第一选择的手段,判断发动或参与战争的责任主体日趋模糊化,加深区域性人道主义灾难。未来,俄可能通过内外兼顾的方式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展与应用,但受到西方国家对俄技术封锁、芯片技术落后、人才流失等因素掣肘,俄罗斯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     

缅甸大变革及其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自2011年3月吴登盛领导的新政府执政以来,着力调整内外政策,迅速开启了“变革”之门。对内,统治缅甸40多年的军政府逐步向文官政府交权,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改革。对外,积极融入东盟,同西方国家关系出现重大“突破”。对华,坚持睦邻友好,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但缅甸的民主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任何操之过急的期待或行为,恐将适得其反。     

两伊关系改善及其影响评估

伊拉克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率领庞大代表团于2005年7月17日开始访问伊朗，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以来，伊拉克访问伊朗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首位伊拉克总理访问德黑兰。以上事实表明中东历史上一对敌对力量，今日握手言和，显示出伊拉克新政府在复兴党倒台以后，迥然不同的外交风格转型和国家政策重塑。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自主武器军备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非对称结构对族群冲突的影响：一种结构与认知的互动角度

在国际秩序转型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非对称国际关系持续构成民族国家进行国族塑造与政权建设的外部结构性压力。由族群问题引发的国际与国内冲突日益频繁,从国际政治中的等级现象着手理解族群武装冲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国际体系中非主导国与主导国所形成的国际非对称结构会导致非主导国国内非对称结构的极化、重构或紊乱,由此构成不同类型的双重非对称结构。双重非对称结构是解释不同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的关键变量。菲律宾、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三国族群武装冲突的案例显示,双重非对称结构重塑了非主导国及主体族群原先对少数族群的负面认知并使其呈现低等化、对立化、极端化与安全泛化,进而使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化演进趋势。国际非对称结构也可能会直接激化非主导国的族群武装冲突或对其冲突烈度形成控制。而少数族群内部政治结构则会对上述传导机制起到催化/缓冲、加强/抑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族群武装冲突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仍有待深入研究。     

数字外交的变革及其博弈态势

数字时代的技术发展为现代外交提供了新的工具,提高了外交决策效率,丰富了外交实践的手段。数字外交不只是数字工具与传统外交的简单结合,也不应将其简化为一种软实力工具,而应将其视为外交工具、外交模式和外交战略等多层次变革的新阶段。围绕数字工具的前沿技术竞争,数字平台的话语权竞争以及数字外交的整体战略之争,正在成为当前数字外交博弈的焦点。推进数字外交需要深入理解数字外交发展的新态势,寻求具有国家特色的数字外交之路,同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与国际行为体的双向沟通,保持数字竞争与数字合作的动态平衡。     

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

技术进步与时代变迁促使战略稳定的体系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稳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核战略稳定、军事战略稳定到复合战略稳定的转变。一个新时期的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为探求上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支撑,即通过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等三大链条,分析复合战略稳定的要素构成与互动关系,并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作为案例,分析其在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中的作用路径。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国家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三者的间隔,通过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对战略意愿的双向引导效应、对战略行为的动态介入效应,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复合战略稳定。但是,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这一发现,对于更好地认识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维护战略稳定和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被重塑的世界？ChatGPT崛起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新特征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发展新的里程碑,在语言表达、自我强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前景,在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可预期地改变国家安全态势。在意识形态安全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恶意运用使渗透方式更加多元,渗透效能更加显著。在国际舆论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进一步使舆论场复杂化。在国家实力发展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继续拉大国家实力差距,国内公共权力与权威进一步分散。在军事安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战场信息收集和战场指挥,国家之间的认知战对抗能力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法律规范层面,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不明晰,现有法律法规难以约束基于该技术开展的犯罪行为。在社会稳定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劳动力市场,重塑人才发展模式。面对新技术冲击下急剧变化的新安全态势,应建立更多元协同的创新和应用体系,在国际上共享发展成果,完善法律体系,推动该技术服务于国家利益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War and Democrat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Portuguese Experience

The literature on democracy suggests that new democracies should have difficulty emerging during war or in the aftermath of armed struggle, yet Portugal's current democracy emerg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end of the nation's unsuccessful war in Africa.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reasons and argues that democracy triumphed not simply in spite of the war but also, in part, because of it. The costs and geography of the war itself, the capacity and rootedness of the state that waged the war,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regime's military officers, and the war-related timing of Portugal's first elections all helped prevent the emergence of an anti-democratic coalition and contributed to ensuring a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article ends with three ideas that merit closer examination: that different sorts of wars leave different legacies for democracy; that wars that leave state bureaucracies intact or stronger are more likely to be followed by lasting democracy than those which do not; and, finally, that the ideologies of military elites are pivotal to the outcome of post-wa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This paper makes two arguments. First,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a state affect that state's foreign policy preferences. Second, dyads with simi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experience conflict than other types of dyads. After developing the logic of these arguments, I create measur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and test the hypotheses against the empirical recor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upports the argument that dyadic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conflict. The most noteworthy finding is that economic institutional similarity, even when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a dyad are dissimilar,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militarized conflict.     

人工智能与政治安全形态演变：一项系统研究的尝试

在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安全的内涵正在被不断深化和持续拓展,各国面临的政治安全风险也愈发复杂.根据系统科学理论,政治安全可以构建为一种政治安全系统,包含正反要素、四大结构面与动态稳定的功能.人工智能在经历从游离到输入的时序过程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与政治安全系统发生互动.人工智能与政治安全的互动遵循\"技术—应用—风险—系统\"的逻辑过程,并实现对系统内其他要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全面且深刻,使得人工智能开始大面积嵌入政治安全系统,重构了政治安全结构.政治安全正在面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更复杂的风险形态,包括权力安全、制度安全与价值安全在内的政治安全内部生态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推动整个政治安全形态经历深刻的变革.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