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美中贸易的影响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演变的历史表明,出口管制始终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且使两国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由于奥巴马政府并未改变美国对华的一贯立场,因此其推动的出口管制改革并未惠及美中贸易,使美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日趋复杂。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美中两国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美中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日本新ODA大纲与安全保障

201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对“开发援助(ODA)大纲”作出修订与调整,并通过了更名后的新版“开发合作大纲”.新的ODA首次允许对其他国家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援助.这被认为一直以来主要在与军队无关的民生领域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日本ODA政策将实现重大转变,反映了日本政府在2013年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的将积极从战略角度利用ODA的方針,以及日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日本政府修订ODA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安全保障,辅助武器出口三原则,但实际上可能损害日本的海外安全利益.     

入关前后日本企业并购的特点分析

一、对国内并购的控制在立法上较严 ,在执行中较松1.被迫“进口”的反垄断法 :比美国的还严厉在二战前 ,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是一条扶植与保护垄断的政策 ,并由此而形成了战前财阀家族性很浓的垄断体制。战后初期 ,在美国占领军的推动下 ,日本政府由美国“移植”、导入了反垄断政策 ,实施了经济民主化政策 ,其主要内容包括彻底解散财阀企业、排除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及制订《禁止垄断法》。众所周知 ,战前日本的财阀体系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基础。美国政府及其驻日占领当局认为 ,以财阀为代表的日本垄断资本“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力量…     

日本进口市场开放评析

从日本通商政策和主要进口限制措施的演变来看,日本的市场开放过程时时处处体现出开放中求保护的原则,并且政府以大量的行政规制措施保证贯彻这一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日本进口市场开放的真实程度。因此,对日本政府而言,进一步提高市场开放度的突破口,是改变衰退和落后的产业保护政策及真正缓和行政规制。     

特朗普政府强化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的经济影响——基于“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评估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将中国高科技公司与机构列入美方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技术出口管制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和战略遏制的重要工具。本文运用GTAP评估了美国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对中美两国经济影响,模拟分析中国采取各种对策的效果,研究表明:第一,美国不断加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美两国GDP、居民消费支出和资本回流净收益率、社会福利、进出口贸易遭受的负面影响也不断加大。第二,采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相结合方式来应对美国技术出口管制,中国不但能够获得更多的宏观经济效益,还可以减少中国出口所遭受的负面影响与扩大中国进口,但可能对美国宏观经济和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不利影响。第三,美方加强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对中美两国生产部门产出影响较小;中国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助于提高美国总产出水平,更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总产出水平。     

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与日中贸易关系(1948～1958年)

1948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美国开始一步步升级对华贸易管制政策。这严重地阻碍了日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日本独立后,最初几届政府均未脱离美国政策的窠臼。如果日本政府企图恢复日中贸易关系,那么,必须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日本“购买”钓鱼岛事件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但由于日本对钓鱼岛的长期实际控制，以及日方得陇望蜀的野心不断膨胀，使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最为复杂、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正值各界期待以此为契机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迈上新台阶之际，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主权底线，意图“购买”和“国有化”钓鱼岛.     

“信任”何以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

近年来,中日双方都对以两国民众相互信任程度逐年下降为标志的"信任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在日本历史教育指导思想上出现的"掩饰侵华性质,推卸战争责任,强调受害意识,拒绝反省认罪"的现象,集中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给日本少数右翼保守势力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而对中国产生猜忌,干扰着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     

日本对华经济合作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1980-2000年,日本政府共向中国提供了四次政府开发援助(ODA)。这既为日本企业向中国出口大型成套设备和进口能源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冷战后,日本对华ODA的政策方针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是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相互妥协的产物。但即便在2008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终止后,两国仍将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深化互利合作。在新形势下,作者提出了加强中日合作的一些建议。     

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探析

一、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　政策的形成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曾经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ＣＯＣＯＭ),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尤其是高技术的出口,该组织下设专门小组负责对华禁运。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和美国政策的追随者,在冷战的“遏制”链条中,与中国之间不仅延续了自近代以来地缘政治的对峙,更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这一时期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特点是条件苛刻,管制严格。后来面对苏联的威胁,双方摒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结…     

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对华安全政策

在世界各国的官方出版物中,日本<防卫白皮书>被认为是对中国国防关注最多的系列文件.白皮书中公布的部分资料是目前系统研究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重要参考资料,根据对这些资料的研判,可以了解日本政府在各个重要时期在对华安全问题上的认识特征,并从总体上把握其对华政策的演变轨迹.即日本的安全政策从在冷战时期的反华到中日复交后的联华制苏;再到冷战后的对华疑虑观望,关注戒备;最后发展到21世纪初的防范明确化.     

中日经济相互依赖性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涌入我国,而其中日资对我国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增进了我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性。一方面,利用日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外资对中国产业的控制力,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降低我国产业发展的风险,我国应注意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增加支柱产业的中国投资比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优化金融环境,以促进我国产业的健康发展。     

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时期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研究

朝鲜半岛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已有较长的历史 ,但在日本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 ,却有其特殊的含义。“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军国主义实施的朝鲜人移民政策的结果 ,使我国东北地区特别是东北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和日本移民大量增加 ,这一过程充分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的本质和事实。     

日本化学武器军控政策研究

日本自上世纪初形成生产、使用化学武器,并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了化学武器.1945年日本战败后,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境内,对我国居民造成了直接伤害.战后,日本政府热衷国际化学武器军控事业,积极寻找、销毁本国老化学武器,但在处理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上推诿拖沓.这种鲜明的反差,受到国际和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除非日本的外交战略、防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近期内日本的化学武器军控政策不会轻易改变.     

山东与日本贸易合作的特点及发展对策

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也是山东重要的贸易伙伴,近几年贸易合作发展势头强劲,并呈现出明显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产品互补性强;贸易不平衡发展;贸易摩擦增多等。为此,在今后的进一步合作中,山东应根据鲁日贸易特点和贸易缺陷,寻求相应的对策,从关注和把握日本贸易政策调整变化动态、增强产品逾越技术壁垒的能力、打造出口非价格竞争优势、加大农产品生产扶持力度等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推进鲁日贸易健康平稳发展。     

日本“金解禁”政策史论

为建立与西方列强相同的金融制度,日本明治政府于1897年建立了金本位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于各种考虑,以禁止黄金出口的方式,暂时停止了金本位制。一战之后,日本执政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放弃了恢复金本位制的这一极好机会。"金解禁"问题经过20世纪20年代的长时间酝酿,民政党内阁终于在1930年1月完成了"金解禁"。"金解禁"虽然对当时日本经济有一定的作用,但这时"金解禁"却是在世界性经济危机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实施的,日本经济遭到双重打击。继而波及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给日本历史造成深远影响。     

明治时期日本政治精英的中国观——以原敬为中心

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家原敬(1856—1921)的中国观具有典型的时代烙印,即"适时适机"地从中国牟取利权。同时,原敬的中国观亦有其独特的思维模式和见解:"对清政略即对欧政略,对欧政略即护国政略。"另一方面,原敬在这一时期已经将目光更多地转向日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从重视经济利益和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原敬认为日本在外交上不能采取强硬的举措,要注意和中国官民"友好相处",在中国维持一种对日本而言比较和平的氛围。     

文化因素与战后日本的核政策

战后日本能否始终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国家政策,是国际社会防止和控制核扩散的一个焦点所在,因此一直受到密切注视。作为学术选题,核政策问题通常是日本政治的领地,但日本政治在本质上是文化与人的产物,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一直影响和制约着日本人关于核问题的思考与行为方式,而离开了这样的视角,对日本核政策的认识注定是不完善的。     

苏联政府战后对日战俘的政策评析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联政府并没有遵照波茨坦会议有关战俘问题的协议,将日本战俘遣返回国,而是将50多万日本战俘扣留并押送到苏联境内从事繁重的强制性劳动.苏联政府制定这一战俘政策的原因不仅和当时苏美争夺战后对日占领和管理的斗争密不可分,而且和苏联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及苏联国内的经济状况因素紧密相连.     

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显示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相互关系的典型事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各在野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补充外交”作用。特别是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等非政府人士的访华,为日本政府摸清中方意图、沟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看法、形成复交文件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日本在野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开展对日本在野党的工作,从而推动日本执政党转变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