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陆海复合型大国海洋转型的“危险地带”假说:历史叙说与现实超越

陆海复合型强国在取得了陆地区域相对优势之后,其地缘战略往往进行不同程度的海洋转型,海洋空间是陆海复合型强国利益拓展与权力辐射的另一大方向,是陆海复合型强国走向进一步强大的内生需求。在向海洋转型之际,陆海复合型强国迅速发展的海上力量与海权大国投入的遏制力量相遇,会催生出充满冲突风险的"危险地带"。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地缘战略的海洋转型在"危险地带"迎来与海权大国的正面冲撞,在"他者结盟的梦魇"的海陆夹击中遭受了失败的命运。中国目前正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迅速扩展的海洋空间控制和利用能力,与美国在此方向投入的威慑性军事力量进入了"危险地带",研究如何应对这一时期的风险与挑战,对于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超越困境:2010年以来中美安全博弈及其影响

2010年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东亚安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深感"权力转移"之忧的美国试图以"重返亚太"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来缓阻中国崛起的势头,此战略调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东亚地区个别国家"借美制华"的念头,它们试图以制造安全事端来"引美入亚"。美国也愿借助这些国家对华挑衅来增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效果。对此,和平崛起的中国不得不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采取"缓美抑边"之对策,即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对美关系,同时坚决回击个别国家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中美之间的安全博弈虽有所加剧,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新冷战,中美两国终将走出大国博弈的安全困境。此轮中美安全博弈对当今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中国战略西向,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亚太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美国可能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美国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大国安全博弈中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之态势。     

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

在东亚安全秩序演变的过程中,中国因素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并成为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动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加速和东亚合作进程的积极推进,中国与东亚安全秩序建构呈现良性互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仅中国崛起是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后者也是考验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标尺。作者指出,中国应与东亚国家积极合作,确立东亚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基本战略框架,并逐步丰富之,以奠定东亚安全秩序建构的基石。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亚太再平衡”视角下的美国南海战略及其地区安全悖论

自奥巴马政府上台,海洋安全特别是南海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抓手。8年来,打着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旗号,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先后经历了积极中立、积极关切、逐步介入到试图主导4个阶段,持续打造了包括军事、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由美国政府、国务院、国防部、国会以及盟友、准盟友等不同主体参与的网络化的南海战略。美国南海战略的不断推进,冲击了原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带来了中美之间竞争加剧、东盟统一性受阻以及陆海国家对抗性增强等一系列地区安全问题。消除在南海问题上的安全悖论需要中美战略互信的增加、战略共识的达成,以及在南海地区建立起相关各方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     

东亚安全的结构性危机会爆发吗?——2012年东亚安全形势回顾与2013年展望

2012年东亚安全形势可概括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亚太地缘战略利益竞争的时代;领土争议有可能成为颠覆后冷战以来东亚区域秩序的重大诱因;东亚区域内主要国家国内政治走向对区域经济与安全进程的冲击日趋突出;朝鲜半岛形势严峻;区域内经济与安全"二元分离"在进一步加深。2013年东亚安全形势将取决以下因素: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究竟能走多远,在钓鱼岛问题上中美日三边将如何互动,黄海、南海局势能否稳定。2013年可能是亚太安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年,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美日同盟的转型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建构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在冷战中发挥了反苏反共的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美日同盟的调整对东亚安全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它遏制和防范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衡作用，有利于防止东亚地区危机的爆发。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东亚安全秩序并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要构建良性的东亚安全秩序，必须把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美国同盟体系和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并重，协调处理东亚安全事务。     

三强共治: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选择

东盟发展40年,世界瞩目,"东盟 3"和"东盟 6"模式出现后更是令很多人看到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曙光.但是,目前的"东盟 "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即东盟小国难以领导地区大国走向区域一体化:一方面"志大",想通过东盟小国实现地区化的整合;另一方面"才疏",在一群小国主导的组织中,存在两个明显问题,即难以真正调动大国参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也难以构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且东盟为弥补领导能力的不足而对大国施展的平衡外交作用有限.本文认为,东亚一体化的前途只能是中美日三强共治,由三国联合领导地区发展.目前,形成三强共治的条件已经具备,中美日三国都改变了战略思维:中国默认日本成为正常大国的要求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主动邀美共管台海危机;美国和日本则默认中国的崛起现实,与中国开展战略接触.三国之间已基本形成战略平衡,以维护彼此的"经济共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