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浅析东亚安全困境

后冷战时期，东亚普遍存在着安全困境。东亚安全困境是历史和现实结构性矛盾、内部和外部压力以及观念认知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解决东亚安全困境，可以从观念、制度、大国合作入手，即通过合作性的而非完全竞争性的战略来实现共同的安全目标。     

困境与合作交织下的东亚安全

当前东亚的安全形势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安全困境的延续存在和安全合作的不断发展；传统安全领域中困境的难以解决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的加强。从外溢角度看，推动东亚安全状况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合作对安全合作的推动，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传统安全合作的牵动，主要国家通过多边协调合作缓解安全困境的努力。中国应在推动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方面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东亚合作论坛2015”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经济形势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东亚合作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2015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了题为“东亚合作论坛2015：东亚形势新变化与东亚合作前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蒙古、印度等国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东亚地区形势的新变化与新特点”、“东亚安全新秩序的构建与安全困境的破解”、“东亚经济新秩序的构建与区域合作的未来”三大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言语习惯与安全困境:超越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考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安全的行为体往往陷入"安全困境"的悲剧。国际关系文献强调,理性行为体为了保障物质安全而采取的物质行为最终导致自身安全的下降,这种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却不足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一方面,行为体之间的冲突不能完全归咎于物质因素,也需要从非物质因素,如从言语行为中寻找原因;另一方面,行为体的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习惯,而非有意识的理性。因此,文章试图超越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框架,从言语习惯的角度探究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指出旨在寻求安全的行为体会形成特定的言语习惯,而按照言语习惯说话行事却容易使其他行为体感到不安全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最终导致行为体自身安全的恶化,文章以冷战为例说明言语习惯如何导致美苏陷入安全困境,强调言语习惯的存在和作用,不仅可以丰富安全困境研究,还可以促使行为体反思、改变和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言语习惯,以期化解安全困境及构建安全共同体。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

表面上看,历史问题是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焦点。但实际上,潜伏在历史问题背后的中日安全困境才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根本意义。     

欧洲与东亚安全合作模式的差异评析

迄今最成功的欧洲地区安全合作模式,被认为是东亚安全合作的参考榜样.欧洲模式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突出"一国安全与他国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东亚模式以合作安全为核心,强调"确保合作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安全利益".这两种地区安全合作理念反映了欧亚不同的地区安全结构背景及不同的道路选择.本文认为,由于合作理念与发展道路的本质差异,这两种模式在某些关键方面存有内在的冲突而无法相容,因此,东亚在地区安全合作上仿效欧洲模式缺乏坚实基础和可行条件.当前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所面临的困境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东亚安全合作及其模式选择

当前东亚的安全合作呈现出两种态势 :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展缓慢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行顺利 ,对不同的安全领域做出区别分析 ,才能对东亚的安全合作有全面的认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运用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权力、制度和身份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可以塑造出对东亚安全合作的整体和理性的认识。东亚的多样化特征决定了它未来的安全合作模式应该是一种考虑共同安全 ,构筑多边安全机制 ,囊括综合安全的多元互补的安全合作复合体     

数字技术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

地区安全秩序是相应区域内国家维持本国安全和地区稳定的互动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安全秩序逐渐呈现出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互动模式,即地区国家通过有上限的竞争和有底线的合作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不过,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美国自2018年以来全面打压甚至遏制中国数字技术的实力发展和全球影响。在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东亚安全秩序虽面临新的冲击,但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并未脱离既有的安全战略模式。在进入数字时代的过程中,东亚安全秩序展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其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形成基础并未弱化甚至有所巩固和强化;二是数字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选择和实力特点,使得东亚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数字合作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东亚国家维持既有战略模式的倾向。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对数字时代东亚秩序和国际秩序转型的理论认识,同时也对进入数字时代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