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传统政党的衰败与可治理性危机

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相继衰败,有的丧失传统执政地位,有的一蹶不振,那些仍处于执政地位的传统政党控制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也大大下降。这些政党衰败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政党在理论、制度和组织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缺乏适应国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二是这些政党在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缺陷,缺乏化解各自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的能力和手段。传统政党衰败带来了多重政治后果,凸现了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危机。     

拉丁美洲民主化与可治理性问题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拉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已经从关注民主转型转变为分析民主体制的巩固、质量和治理问题.民主政治体制确立以后的具体制度安排与运作是一个社会能否实现可治理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民主政治的竞争、参与、问责等诉求与民主体制的稳定、秩序和效率等要求构成某种紧张的关系,体现在拉美国家政府组织的基本形式即总统制及其与政党、选举、司法等制度的相互关系之中.这种情况在拉美各国虽有差异,但探讨其一般特征仍不失为分析民主体制现状和前途的一种思路,也是民主化以后拉丁美洲可治理性研究中首先要加以认识的问题.     

民主化进程中拉美国家政治制度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拉美国家政治不稳定的一种解释

主要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拉美一些国家的传统政党或衰落,或力量下降,一些新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异军突起,许多国家的传统政党体系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传统政党制度的崩溃、政党制度的重建、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是民众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或政府面临的可治理性危机,都加剧了拉美国家政治的动荡,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拉美国家的腐败与可治理性问题

腐败是影响实现可治理性目标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参与政治的热情、社会公正乃至社会伦理道德的清明都会产生极为严重的损害。拉美地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造成民众对各类正式制度产生不信任,从而使政府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面临威胁,导致可治理性问题和可治理性危机。拉美地区的反腐斗争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一定成绩,除少数国家外,腐败恶性发展和持续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腐败程度没有发生根本性改观,拉美的反腐败斗争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可治理性与社会凝聚:拉美国家的经验

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总体上处于缓慢持续提高的过程,可治理性持续改善的制度基础、体制条件、政策条件和民众基础均有所改善.但是,拉美国家在可治理性方面仍有许多难题,远未实现理想的可治理性.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化和经济转型的实现,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缺陷更加明显,在体制、制度和政策设计、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经济和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可治理性缺陷加剧了社会矛盾,损害了社会环境,降低了民众的认同感和对未来的预期,损害了社会凝聚.拉美国家社会凝聚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可治理性程度的进一步改善.     

拉美一九九八年政治外交形势

1998年拉美地区虽存在许多社会问题,但民主政治体制仍得以维系;外交多元化取得较大进展。 (一)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选,民主政体得以维系。智利在皮诺切特交出军权转为终身参议员后,政治生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哥斯达黎加、伯利兹、厄瓜多尔、巴拉圭、古巴、哥伦比亚、巴西和委内瑞拉8国先后举行了总统或政府换届选举,当选总统多是以许诺振兴经济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建立全国和谐政府迎合了选民的心理。在当选总统中既有传统政党人士,也有     

可治理性与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

拉美的可治理性问题早已存在,许多国家程度不同地存在可治理性问题。最近20年,拉美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政治、经济和社会难题增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可治理性问题加剧。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主要源于体制缺陷,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和缺陷。拉美学术界、相关国际组织提出了一系列克服可治理性问题的政策性建议,一些拉美国家政府已经或正在采取措施,试图提高可治理性的实现程度。     

墨西哥的政治经济转型与可治理性问题

墨西哥的可治理问题具有一定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后革命制度党的统治为墨西哥带来数10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实现了初步的可治理性,但这种可治理性有很大脆弱性。在80年代后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墨西哥出现新的动荡和不稳定,体制缺陷进一步暴露,各阶层不满情绪增长,有关当局驾驭危机和应对矛盾的能力下降,出现新的可治理性难题。尽管有关当局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提高可治理性的实现程度,但在可治理性方面仍存在严重困难。     

拉美左翼和参与式民主:以拉美四国为例

拉美是参与式(制)民主实践的先锋。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参与式民主在拉美的确有着更为广泛的存在。拉美第一代参与式民主实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左翼在地方政府执政的产物,其主要内容是各种管理拉美城市的参与机制。拉美第二代参与式民主实践始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拉美"向左转"时期,是该地区参与式民主试验的高峰。在此期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巴西的左翼政府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参与式民主。比较而言,委内瑞拉创造了一个激进参与式民主模式,寻求以参与式民主取替代议制民主;巴西提供了一个务实参与式民主模式,主张通过扩大参与实现政府有效治理从而巩固代议制;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则是混合模式,兼具两者特征。本文从正式性、代表性、范围—规模三个维度,对上述四国的参与式民主实践进行梳理和比较。本文认为,拉美左翼的参与式民主实践在扩大政治参与、增强民主包容性和提高政府回应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拉美国家民主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体现了拉美国家在独立探索民主体制发展方面的积极意愿,但参与式民主体制的内在复杂性和拉美国家的剧烈政治变动使相关实践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的挑战。     

21世纪以来拉美政治发展成就及其影响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以来,拉美国家在民主体制框架下运行。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推动政治上长期受排斥群体整体融入国家政治体系,形成日益激烈的政党竞争和全新的政党格局,通过制宪或修宪调整和发展政治体制,积极探索和实践参与式民主。这些新的成就有助于拉美国家维持民主体制的稳定运转和保障政治稳定,推动各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应对社会发展问题,促进民族和解进程和重大国内冲突的解决,开展更为有力的司法反腐斗争。21世纪以来的政治发展成就意味着拉美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具有更高的适应性和内生性,与这个地区特有的历史、理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形成更加紧密的结合。但是,这些成就仍然属于阶段性发展成就,拉美国家民主体制的脆弱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诸多根深蒂固的积弊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与此同时,新的政治发展进程带给拉美国家新的挑战:自由民主和激进民主之争引发政治理念分歧,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仍然滞后,政治"极化"可能随着党争加剧而再度放大。如何应对新兴中间阶层的政治经济需求将是拉美国家民主体制所要面对的下一个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