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20世纪美国政策经历了从保护贸易到自由贸易 ,又从自由贸易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变过程。 80年代以后 ,在经济条件和政治压力下 ,美国政府选择了“自由且公平”贸易政策 ,其本质是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 ,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美国的“自由公平”贸易往往使其他国家遭受不公平的歧视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政府所能够使用的重要战略性工具 ,分析美国贸易政策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借鉴美国贸易政策 ,有利于增强我国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保护本国的产业 ,维护国家的贸易利益和经济安全。     

美国政府的新世纪贸易政策

世纪之交,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分裂和党派分化日趋严重,政治进程越来越为少数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面对各种政治思潮和利益集团的掣肘,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目标同实际政策严重脱轨:一方面倡导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强化保护主义措施。这种二重性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美国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严重失衡,表明美国按自己的利益取向塑造世界经济秩序的能力在下降。     

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施政伊始就推动了一系列关于供应链的新政策,特别是以“国家安全”为叙事手段强化国内产业政策,扶持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研发,并联合安全盟友构建关键产业国际供应链联盟。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新供应链政策进一步强调了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对于这种政策转变的本质,相关研究出现了战略性转变和功能性转变等两种观点。从理论逻辑看,经济政策的安全化分析路径,可以剖析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效应,明晰经济和安全策略组合的类型,从而进一步揭示美国新供应链政策“混合式安全化操作”的生成机制。从政策实践看,拜登政府针对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操作主要呈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的兼顾供应链安全与大国战略竞争,二是以国内投资重塑产业链,并配合国际运作以形成关键产业供应链联盟,从而对战略对手实施经济权术。这些新政策面临着战略利益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存在诸多制约,其带来的政策冲击也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增加了不确定性。     

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商业周期传播与国际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框架与政策选择分析

本文以相关文献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分析贸易保护主义与政治商业周期传播及国际治理机制构建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动态博弈过程,显示出一定的政治商业周期(PBC)特征。一个开放国家的时间贴现系数越高则由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政治商业周期越可能发生。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治理机制要具有可行性,必须满足参与性约束、激励兼容约束与帕累托改进条件。为了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及政治商业周期的全球恶性传播,需要以现有国际贸易机制与区域性贸易安排为基础,构建与完善相应的国际治理机制。     

美欧强化外资安全审查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欧通过扩大安全审查范围、引入反规避措施、对审查标准要素化等措施,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美欧此举旨在使保护主义政策正当化和法律化,优化监管部门组织机构并提高其审查能力,保障自身战略利益,强化在外资监管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美国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政治动机明显,欧盟则侧重于填补外资审查机制的法律漏洞。为应对美欧相关政策调整的冲击,中国企业应准确评估安全审查制度功能异化风险,在交易安排中纳入安全审查法律风险防控条款,对具有政治驱动性的审查决定寻求法律救济,中国政府则应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政治逻辑

进入新世纪以来,汇率保护主义成为美国对华保护主义的新内容和表现形式。从表面看,该现象源于美国对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和操纵的指控。但这些指控既无科学依据又缺乏数据支撑。本文认为,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施压人民币汇率的重要微观机制,国际货币权力则是重要的宏观机制。中国需采取如下政策以化解美国压力:分化美国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并尽可能争取美国反保护经济利益集团的支持;增强在美中生产、金融、贸易和知识结构中的自主性;密切同美国政府的磋商、协调与合作。     

经济单边主义的“复活”及应对——从拉美国家与美国贸易关系演进的视角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与美国贸易关系发展过程中,先后遭遇美方两波经济单边主义的威胁。其一,随着《1962年贸易扩展法》和《1974年贸易法》的相继出台,20世纪70年代后,尤其是80年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和手段发生了转变,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观色彩凸显。进入90年代,尤其在推动WTO成立前后,美国开始更多地倚重多边贸易体制,并对拉美的贸易政策做出调整,拉美国家发展模式普遍由"进口替代"转型为"出口导向",美拉双边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期间,美国仍采取多边和单边主义并用手法。其二,2017年以来,美国新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复燃"。包括拉美部分国家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未能幸免,拉美地区再次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制裁、极限施压的"重灾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由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且力度不断升级。经历美国两次经济单边主义的威胁,拉美国家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力主基于规则的多边和双边贸易体制;通过"阻断性"立法应对域外经济制裁;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并从深度和广度上挖掘和拓展地区内外的经济一体化,从而减少对美国经济尤其是对其贸易的依赖。尽管美拉经济实力严重不对称,拉美国家应对经济单边主义威胁的手段受限,但其中仍不乏有益启示和借鉴意义。     

布什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的战略诉求及影响

布什政府的自由贸易协定具有美国新贸易政策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战略诉求,反映了美国在经济的深层领域及其地区与全球战略方面的战略意图。布什政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措施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相关协定的成员与非成员以及中国的国际化步伐都已产生或将产生深刻影响。     

金砖国家经贸安全合作:挑战与对策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却未很好地反映这种变化趋势,以金砖国家为首的新兴变革力量开始登上国际安全治理的舞台。然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的盛行使金砖国家内部的贸易势头减弱;美联储加息、投资干预政策以及政局动荡和经济疲弱等因素使金砖国家面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给金砖国家能源安全合作带来困扰;金融安全合作进展缓慢。基于此,金砖国家应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改革,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为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夯实基础;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提升金砖国家的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加强沟通与协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丰富金砖国家安全合作的内涵。     

大国安全与地区发展的悖论?——基于冷战早期美拉关系的考察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战后初期美国积极在西半球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与此相比,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需求消极怠慢,对它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视而不见,采取了“贸易而非援助”的经济政策,激化了美拉矛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和土改等民族主义改革,并同苏联加强贸易往来,反美反独裁的游击运动风起云涌。在美国看来,这与其在西半球的经济安全和反共战略相悖。为了化解危机,美国一方面以反共和集体安全为名,对“敌对”政权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加大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不论怎样,谋求和巩固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始终是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根本目的,安全和稳定是其维护的主要利益。在理论上,只有拉美国家的深层经济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消除不稳定的隐患,所以,美国国家安全与拉美地区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拉美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关系密切,美国不可能切实推进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同时美国又常以安全防务政策化解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拉美问题,这种立场上的偏差注定了美国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无效性”,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拉美地区历来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位置。长期以来,美国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在拉美拥有独一无二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公开祭出“门罗主义”的旗帜,大幅度调整对拉美的政策,展现出更公开的干涉行径、更浓厚的利己色彩、更明显的分化企图和更强烈的排外取向,意在将拉美打造成一个政治上亲近美国、经贸上依赖美国、安全上不威胁美国的“后院”。短期看,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拉美的掌控有所强化。但长期看,美国和拉美地区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和冲突并未完全纾解,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甚至存在进一步被激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拉政策的调整还加剧了大国在拉美展开战略博弈的风险。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如何进一步演变和发展,美拉关系如何变化,这些课题值得中国学界高度关注并深入研究。     

Mortgaging Security for Economic Gain: U.S. Arms Policy in an Insecure World

Similar to other consumer secto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transfer of advanced conventional weapons and military technologies has entered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 process that has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altered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By injecting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governing arms transfers into the global market place, U.S. policy makers must now reconcile maintaining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within the global system without jeopardiz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By subordinating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to global economic imperatives, U.S. decisionmakers are at risk of mortgaging the political, societal, and security welfare of its citizenry for profit.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及其对美中贸易的影响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演变的历史表明,出口管制始终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美中贸易失衡,而且使两国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由于奥巴马政府并未改变美国对华的一贯立场,因此其推动的出口管制改革并未惠及美中贸易,使美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日趋复杂。在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美中两国的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美中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变迁探析

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历经67年世势风云的洗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成为美国处理所有国际事务的中心,作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咨询与协调机构,它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乃至世界外交局势的演变中都持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历经各任领导者对其地位与角色的不同定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制度、运行及决策程序在不断修改与调整中走向稳定与成熟。其机构和人员的设置既审时度势、灵活多样、顺应时代变化,又逐渐探索确立了富有特色的部际协调机制,将各法定成员、法定顾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非法定成员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形式各异的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以及秘密程序的分析、评估与协调会议,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变迁与改革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法律及行政法令的颁行与修订,授权与监督,体现了法制先行的特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戏剧性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建立不久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了借鉴。     

"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中国海外安保供给模式新探

基于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领事保护理念,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海外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安全是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首要关切。后疫情时代的安全环境、安全威胁和安保内容的新变化凸显了海外安保的供需落差,如何通过完善海外安保供给体系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成为总体国家安全治理不得不重视的紧迫性议题。根据风险/焦虑-威胁/恐惧-危机/恐慌的升级过程,可将海外安保区分为预防、震慑、应急三种类型,政府、军队、国际安保公司、社会组织和海外企业能够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在明晰中国海外安保“阶段-类型”及对应的多元供给主体职能的基础上,中国海外安保供给体系的完善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指导下,遵循“预防-震慑-应急”一体化的供给模式,建构多元供给主体联动体系,从而弥补现有供给体系的不足,全面推进“海外中国平安体系”建设。     

Pivot but Hedge: A Strategy for Pivoting to Asia While Hedg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U.S. government's new emphasis on the Asia-Pacific represents a bold strategic choice that could animate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for years to come. Ye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balance its rightful new focus on the Asia-Pacific with the volatility that still exists in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pivot to the Asia-Pacific—but to protect its vital interests, it should also hedge against threats elsewhere, particularly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To implement a “Pivot but Hedge” strategy, the U.S. government should do three things. First, it should exercise caution when cutting the defense budget. Second, it should give the military services greater leadership roles in specific regions: naval and air forces should lead in the Asia-Pacific, while ground forces should lead i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Third, it should maintain expansible, capable, and well-trained ground forces as a hedge against global uncertainty.     

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及面临的挑战

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拉美政策奉行“新门罗主义”,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干预,反映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如鼓噪“美国优先”,大打“贸易牌”“移民牌”,使前任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正常化的努力出现全面倒退,甚至拒绝承认委内瑞拉民选总统马杜罗而另行“任命”一个代理总统瓜伊多等。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政治、经济格局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中国、俄罗斯等在拉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落地生根,深化了中拉政治、经济互信;俄罗斯强硬支持委内瑞拉加剧了美俄博弈,导致美国“后院失火”的可能性增大,迫使特朗普深度调整美国对拉美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对美国究竟意味着全球战略扩张还是战略收缩,值得探讨。特朗普的拉美政策不仅会影响美拉关系及美拉双方的发展,也将影响中拉关系的发展。本文尝试对美国“新门罗主义”拉美政策的现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并考察其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