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非洲战略":变与不变

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以"新非洲战略"为框架,涉及经贸、反恐和援助三个方面,其在具体内容上基本延续了冷战后美国历任政府的做法,主要变化反映在战略层面,即借助非洲遏制中国。美国在非洲总体利益低位徘徊和特朗普个人对非洲的轻蔑态度是美国非洲政策"不变"的决定因素;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则是其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特朗普政府非洲政策将给中国和非洲带来不利影响,其实施也面临着美国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进程、影响与前景

特朗普政府对于印太区域的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愿景设计到政策实践的演变过程。自2017年提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巩固政治联盟与拓展伙伴关系、加大对印太区域的安全介入力度、拓展美国的经济存在与影响力等方式予以推进,初步形成了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框架。这一战略对中国在军事安全、经济发展、地区影响力以及政治安全等领域带来了一定挑战。然而,缘于美国内政治的纠缠、地区力量的复杂心态、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线过长以及中国发展态势与中美关系等因素的制约,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影响与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论析

拒止性威慑的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种军事战略的拒止性威慑具有广泛性、实时性和受挑战性三个主要特点。拒止性威慑的思路相比惩罚性威慑更具操作性,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也更具优势。美国战略学界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美实力日渐接近的情况下,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是较优选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兴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加强军事系统弹性能力建设与发展新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拜登政府则在“一体化威慑”框架下应用对华拒止性威慑,发展深度防御能力。美国对拒止性威慑战略的理解与应用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偏重防御的拒止性威慑模式。该战略的目标是联合盟友阻止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军事行动,维持和巩固在该地区的军事主导权。虽然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的实践受到了诸多内外因素制约,但其给中美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不断加深,并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中国需要主动培塑有利于军力发展的良好环境,发展新技术装备,应对美国对华拒止性威慑战略实践造成的军事胁迫,降低各类战略风险。     

浅析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

本文认为“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中安全理念的调整 ,即从防御性现实主义安全观逐步转向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观。目前“先发制人”在国际和国内不同层面上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离实际操作层面的安全防务政策还有一定的距离。“先发制人”战略将更可能成为美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种选择 ,而不一定是国家安全战略本身。     

中美全球与亚太地区安全目标矛盾及其应对

无论是全球战略层面,还是亚太战略层面,中美安全目标都有许多交集之处,这决定中美有很大合作空间;但是,矛盾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安全目标中,这决定中美战略竞争有很强的动力。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安全目标矛盾将更加突出,两国战略竞争的动力也随之增强。然而,防止双边关系走向恶性竞争进而引发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平与发展。应对中美安全目标矛盾,关键在于摈弃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思维。     

美国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及中美关系新变局

中美建交40周年前后,美国对华战略发生范式上的重大变化。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对华实施竞争性政策。这种全面竞争战略具有长期性,本质上是对中国的战略压制。其背景是中美实力对比、美对华认知、美国内政治及全球战略等因素发生变化的结果。中美战略竞争,最好的结果是双方经过长期博弈形成战略稳定。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经贸摩擦将成新常态,地缘政治博弈更趋激烈,而双方紧密的经济纽带很难被切断,美苏冷战式的对抗不会重演。但如果美国执意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在台湾及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中美关系将变得更具对抗性。     

亚太“双领导”与中美自贸区战略博弈

当前,亚太地区已形成中美相对均衡的力量格局并存在中美“双领导”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中美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观条件差距较大,亚太地区并未真正形成中美“双领导”体制.中美实力对比和亚太权力分布的这种客观事实,对于分析两国亚太自贸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美各自推进的自贸区建设有特定的目标,但两国的亚太自贸区战略是互补性竞争而非零和博弈.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奥巴马政府的亚太自贸区政策,使美国的亚太自贸区政策出现一些新变化.特朗普政府的亚太自贸政策仍在完善中,今后有多种发展可能,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并继续推进自己的亚太自贸区战略.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近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这一明显变化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但竞争态势上升的幅度与实力对比差异之间并不匹配.本文认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存在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两个基本分析层次,全球层次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应对,地区层次上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战略反应.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中美战略互动的性质变化塑造着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尤其是在全球层次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在地区层次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     

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调整基于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 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但是，从美国 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把中国 界定为潜在“威胁”，现在则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视为日益现实的“威胁”。美国战略调整将使中 国周边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相对平静局面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和动荡，中美关系的战略稳 定将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并对中国大战略筹划提出 更高要求。为此应全面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 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     

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

为了维持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和不受挑战的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的网络空间战略总体上体现出先发制人的特点。该战略经历几届政府逐渐形成,其构建亦有一定步骤:第一是构建网络空间的敌人,第二是网络空间安全化,第三是制定相应政策和措施,如在安全层面、国际制度、争取盟友等方面的举措。从美国自身角度看,美国实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的收益与风险参半。从国际层面看,先发制人战略将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破坏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建设,挑起网络军备竞赛并增加网络空间冲突风险。从中美双边关系看,美国先发制人的网络空间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美网络空间的安全困境。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The Difficulties of Common Security: On the Need for Value Consensus as a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common securit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basic consensus on security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among nation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century, such a consensus or value basis has become very “thin” as a result of the following four factors: the incep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long with it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great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enas;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superpowers and their antagonistic ideologies. Within strategic culture, there is juxtaposition between confrontational culture and cooperative culture. In security concepts, people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security. In terms of security strategies, there exist several competing models such as hegemonic stabil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The primary aim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main: avoiding major wars,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s. There are two new challenges: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justice to avoid an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caused by an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various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 issues affecting human life on a global scale. In an era of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rebuild the consensus on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omm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o practice a tru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 a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ecurity dilemmas inflicted by each nation’s reliance on its own self-help and compe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理论辨析

日本是对经济安全问题研究比较早的国家之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在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中,关于什么是经济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保障与军事安全保障、综合安全保障、人类安全保障的关系等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此要进行综合地辨析,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理论,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解放的政治与世界安全 ——肯?布斯的批判安全研究探析

冷战后,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深化和拓展的发展趋势。批判安全研究从批判理论发展而来并且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批判理论不仅与安全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后者重要的思想渊源。此外,批判理论和国际关系激进理论共同促使安全研究者对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进行探讨。肯·布斯正是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批判安全经历了由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他探讨了解放与安全的关系,批判了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质疑了安全概念;在此基础上,以人的安全来重新概念化安全,并且提出建立人类共同体来达到世界安全。其中,他对安全的深化和拓展是以剖析安全背后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在批判安全研究的阵营中颇为独树一帜。他提出用解放的政治来建立人类共同体,一方面迎合了深化安全和拓展安全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标志着由人的安全发展到世界安全在实践层面的进步。所以,他的批判安全研究经历了人的安全到世界安全两个阶段的发展;他的思想既具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层面的发展。     

族性安全的概念、理论与范式

族性是族类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是形成族类群体认同的纽带。族性认同是族类群体形成认知和行动一致性的基础,凭借动员的环节,族性及族性认同被带入政治场域,参与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并因循不同的政治行动呈现出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族类群体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交织和震荡联动,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不同的态势和影响。当族类群体的政治行动超出有序范围,以暴力、骚乱、恐怖行动、屠杀、清洗、武装冲突和分裂运动等形式出现时,便给相关群体带来恐惧与伤害,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失序与动荡,甚至会危及国家主权和地区、国际的政治关系与秩序。族性安全,是指因族性动员而对人的生命、社会秩序、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是否产生威胁或损害的状态。族性转化为安全议题需要以认同为基础、以动员为条件、以信念为支持,并在一定的族际结构中发生,因而需要族性认同、政治动员、民族主义、离散政治等理论的诠释。族性安全的研究范式可分为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     

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

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