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十年回眸

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了根本遵循,标志着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进入新时代。2024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学界对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为先导、加快国家安全学及其学科理论研究和推进中国本土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探究的新格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日益清晰明确,国家安全学理论本土化进一步彰显,国家安全学理论构建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稳步推进。虽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存在一些短板,但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前所未有,需要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有所作为,作出应有的历史贡献。为此,中国学界需要做“深”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拓展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厚度和深度;做“专”领域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强化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做“强”工具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凸显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实效性。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建构、实践探索与世界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经验,吸收并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安邦的思想内核,同时深刻汲取了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这充分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先进性、集成性、思辨性和人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十年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为创新国家安全理念和认知,丰富各国国家安全道路选择,解决现代化进程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广义安全论视域下国家安全学“再定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跳出传统安全思维藩篱,用“广义安全”思维统筹国家安全学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安全是一种呈现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广义安全论所要凸显的是体现中国智慧的“和合主义”价值内涵。时代观的转变、安全理论的扩展与深化、安全研究制度化等形成的“大安全”格局是国家安全学的“大语境”;国家安全不仅要关注安全技术、安全事件、安全威胁和安全危机,也要关注安全价值、安全结构、安全趋势和安全方略。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总理念”。“人民性”“系统性”“开放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理论特色,为国家安全学再定位构筑了全方位的价值坐标。“杂合学科”的逻辑定位,国家安全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建构,“关系性实在”的本体论反思,“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取向的揭示,以及“亦”字型高级国家安全人才培养目标与途径探究,均体现了国家安全学的“广交叉”特征。“大语境”“总理念”“广交叉”三个维度设定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学科“再定位”需要遵循的新坐标。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探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对于丰富国家安全学科思想内涵、完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整体性、综合性的实用型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古代安全思想史研究提供补充,也有助于为国家现实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影响西周国家安全的要素涵盖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对这几方面的认识基础之上,西周形成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思想包括“崇拜天神、祭祀祖先”,“礼以定序、乐以观和”;军事安全思想包括“以礼制戎、除恶务尽”,“统筹全局、重点部署”;社会安全思想包括“神道设教、伦常为纲”,“阴阳和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国家安全思想系统,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     

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战略要求,并把“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作为总目标,这充分体现国家安全体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家安全体制是指国家安全管理具体制度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是为确保国家拥有安全状态和能力提供制度支撑。国家安全职能划分、国家安全机构管理制度、国家安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权责机制和法律保障等构成中国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要素。对中国国家安全体制进行历史追溯,可以明晰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握国家安全体制发展的脉络。另外,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安全体制研究严重不足、国家安全职能划分模糊、国家安全机构建设乏力、国家安全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功能的发挥,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不利于化解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挑战。因此,科学合理界定中国现阶段国家安全职能、发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功能、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安全队伍等举措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的有效途径。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Non-Traditional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ith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at its core, dealt mainly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in external security. However, it did not touch upon internal security or other traditional 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a broader sense. Therefore it is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nd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When review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esides exter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ina has stuck to a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In comparison, taking “the people’s security as its aim,”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ONSO) embodies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t is, therefore, an advance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ough incorporating rich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 ONSO deals with various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as well. The ONSO is non-traditional in that it handles and highlights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holistic because it pays dual attention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advanced as it incorporate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y means of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国家安全学学科就犹如沙滩上的知识大厦,毫无根基可言。深刻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内涵,以国家安全问题为导向,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可使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国家安全极限等内容形成严密的逻辑整体。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以国家安全问题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国家安全问题构成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过程”和实现国家安全的“结果”的前提和保障。在“过程”中,国家安全问题通过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等要素的组合及其应用,得到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极限作为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结果”,意味着国家安全是一种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追求绝对安全必然导致安全困境,最终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追求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极限应有之义。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来构建其理论范式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     

A Study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security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ut forward clear strategic requirement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aken as its general goal “to institute a centralized, unifi ed, effi cient and authoritativ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gives full expression to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a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work of national security.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refers to the sum total of the specifi c institutions and codes of conduct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s aimed at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ensure that China is a secure state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remain so.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state security organs,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human resourc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e power-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and legal guarantees a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race its development by studying its history. Besides, we must be fully aware that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unclear division of the func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lack of strength in the building of state security organs, and a la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inhibit the full functionality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f these problems are not solved in a timely manner, China will have diffi culty resolving the various challenges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re: to defi ne in a scientifi c and rational style the func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present stage, give full rein to the powe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forge a high-quality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融合 ——以国家安全教育立法及其实施为例

美国出台《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取得了重要成果,而这一法制化的进程却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方告一段落,历时四十余年。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伴随,其间突破了联邦政府不得干预教育的立法困境,体现了立法者国家安全观念的重要转变,最终推动实现了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制度融合。依据该法开创的“国家安全教育计划”是美国落实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数据分析观察该计划的发展实际和实施成效,发现当宏观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举措时,虽然两端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但是政策与行动之间的传导脱节和错位在所难免。该计划诞生至今,持续开展近三十年,为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较明显的局限性,可以为中国做好新形势下高等教育范畴内的国家安全教育提供借鉴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