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视野下自主武器军控规范争论及其走向

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军备控制发生重要变化。在围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发生的规范争论中,各方面对未来技术发展及其风险后果的不确定性提出竞争性的预期,就预防性的军控规范展开博弈。与杀伤人员地雷、集束弹药等军控议题领域的规范博弈相似,自主武器规范争论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自主武器的使用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风险与道德后果,究竟是源于其固有特性,还是国家开发与使用自主武器的行为方式？为倡导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禁止和管控自主武器,跨国倡议网络尝试界定自主武器的固有特性,论证其与负面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未来技术不确定性使其面临一定困境。拒绝制定国际公约的美国则尝试利用这种不确定性,证明国家可以通过引导和调整开发与使用自主武器的方式,减小乃至消除其风险与后果,但其论辩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这对自主武器规范争论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使之明显有别于其他军控领域。双方在支持者的争取方面处于相对平衡的态势,同时双方各自构建的阵营均具有内部异质性。规范争论不再是界限清晰、立场分明的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一个观点立场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已然形成。     

论当前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形势

长期以来,国际军备控制机制得到国际上的广泛参与和普遍遵守,但由于种种原因,军控机制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和执行的复杂性。当前在军备控制领域,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核武器的倡议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应,另一方面是朝核、伊核问题前景扑朔迷离,核武器、核材料、核技术扩散形势严峻。此时,美俄两个核大国重启核裁军进程,促使其他核国家也为核裁军、保证核安全采取积极行动,形势有了转变。联合国安理会在促进国际军控、防止核扩散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人们期待201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取得成果。     

致命性自主武器国际规范大国立场差异分析

致命性自主武器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但大国在如何限制致命性自主武器上的规范立场存在明显差异,具体包括反对限制、中立平衡和支持限制三类立场。其中,能力水平顶尖的超级大国和能力水平有限的大国都倾向于反对制定具有约束力的限制规则;能力水平落后的大国则更倾向于支持限制的立场;能力水平领先的大国总体上倾向持中立平衡立场,但外部压力会影响其立场选择。在可见的未来,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应用将更为广泛,军备竞赛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限制致命性自主武器的支持将逐步增强,但短期内在联合国框架内达成具有国际法约束力规则的可能性仍较低。因此,中国应继续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参与致命性自主武器国际规范的构建,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推动建立更为适用的国际规范与全球治理框架。     

市民社会组织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一种全球治理的视角

全球治理论是 2 0世纪 9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该理论认为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变迁开始出现了“后国际政治时代”的特征 ,世界政治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从全球治理论的视角 ,探讨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控制领域市民社会组织的作用 ,指出主权国家中心论在该领域存在不足 ,全球治理则是一条可行之路。     

联合国CCW框架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辩争的焦点与趋势

在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军控逐渐成为国际热点议题,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会谈机制作为其核心平台召开了三次非正式专家会议和三次正式政府专家组会议。技术层面,主要探讨了LAWS的定义和特点,各方基本同意LAWS军控不应当妨碍民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但对目前是否应制定及如何制定LAWS可行定义等问题存在分歧;伦理层面,讨论焦点在于LAWS对于人权和道德的冲击,各方基本认为不应将生死决定权让渡给机器,但对机器是否作为道德主体等问题存在分歧;法律层面,主要关注LAWS对现有国际人道法的冲击,各方基本同意现有国际人道法依旧适用于LAWS管控,但在是否需要除现有国际法之外增加监管机制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军事层面,主要探讨了LAWS扩散风险对战略稳定性的冲击及存在的局限性等问题,各方基本同意研发部署LAWS的责任在于国家和指挥官,但在预防性禁止还是暂时放任,甚至鼓励发展LAWS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展望未来,这一军控机制可能推动制定各方接受的LAWS工作定义,探索将伦理道德嵌入LAWS的可能性与方法,建立LAWS的法律审查机制,拟定暂停部署LAWS的政治宣言或法律文书。由此,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CCW框架下LAWS军控探讨,推动管控相关战略风险及伦理法律挑战,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人类安全福祉。     

“泛安全化”倾向与东亚军备安全风险

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更迭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安全问题在国家间交往中被关注的程度愈益加深,新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背景催生了“泛安全化”倾向。近年来,以地缘热点问题为中心,东亚地缘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南海问题博弈加剧、朝鲜半岛安全威胁增大、域内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日本政治军事大国战略提速、台海两岸关系微妙紧张起来、域外国家频繁插手东亚事务等,致使整个东亚地区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泛安全化”的不良倾向。这种状况在影响东亚地缘格局走势的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地缘安全风险,并触及敏感的军备安全问题。从东亚地区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军费及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目前东亚部分国家军备发展状况相对合理。不过,由于域内复杂多样化的不确定因素、域外势力介入的不可测性以及东亚军备安全的整体庞杂和结构复杂的突出状况,致使整个地区的军备安全前景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东亚国家应开展“去安全化”的新型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地区性的军备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新型军备发展与军备安全关系,共同增进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莫迪政府时期印度的军备控制与裁军政策

莫迪执政以来,虽然在印度内政外交上带来诸多新气象,但在核军控与裁军问题上大体延续了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来的基本政策立场,始终坚持全球性、无歧视、可核查的彻底和全面核裁军原则。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与双边军控及裁军机制,有选择地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事业。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国家安全与大国雄心及荣誉是影响印度军控与裁军政策的核心要素。随着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实力与地位的继续提升,印度军控与裁军政策的独立性更加明显,印度对核军备的重视有增无减,这造成了印度关于倡导全面核裁军政策宣示中"夸夸其谈"的特点更加突出。     

国际安全视域下的网络文化与网络空间软实力

网络文化不是纯粹的文化问题和文化现象,而是与安全具有广泛的内在联系。在网络空间本身已经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从国际安全的视角审视网络文化。理想的网络文化是一个能够维系自身运转、净化和完善的体系,具有三个与安全相关的功能:传递功能(以信息技术实力确保信息文化流动的顺畅和安全)、纠正功能(纠正错误信息和越轨行为)和塑造功能(塑造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方式)。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国家软实力:第一,以信息传播和文化内容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主要是指信息传播实力和网络文化产品的吸引力。第二,以外交劝说和外交质量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即运用传统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纠正有危害性的信息和越轨行为的能力。第三,以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为基础的网络空间软实力,指建构国家文化、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的能力。网络空间软实力是数字化时代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成为未来国力竞争的焦点领域。     

全球安全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安全治理

国际安全形势正处于变乱交织的十字路口,中国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了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具有高度耦合性,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是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百年变局下欧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调,增加了地区安全治理的系统性风险.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先行示范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从机制对接、安全共识、大国关系和热点问题着手,持续优化地区安全治理体系,提升了安全市场的有效供给.在全球安全倡议的建设性引领下,欧亚地区正从\"治理失衡\"到\"协同共治\"演进,逐渐形成了推动倡议落地见效的上海合作组织路径.     

人工智能影响复合战略稳定的作用路径：基于模型的考察

技术进步与时代变迁促使战略稳定的体系框架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稳定理论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核战略稳定、军事战略稳定到复合战略稳定的转变。一个新时期的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为探求上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支撑,即通过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等三大链条,分析复合战略稳定的要素构成与互动关系,并且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作为案例,分析其在复合战略稳定模型中的作用路径。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能够打破国家战略能力、战略行为和战略意愿三者的间隔,通过对战略能力的全面渗透效应、对战略意愿的双向引导效应、对战略行为的动态介入效应,从正负两个方面影响复合战略稳定。但是,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是负面的。这一发现,对于更好地认识人工智能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维护战略稳定和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The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Strategic Stability Challen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id Major-Power Competi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especially the breakthroughs in generative AI technology,has pushed AI to the forefron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made the impacts of AI development and its governance model an issue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world.In November 2023,the first global AI Safety Summit held at Bletchley Park of the UK released the Bletchley Declaration signed by 28 countries and regional organizations.The summi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advancing AI safety governance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 of AI-focused safety governance in various ways.     

被重塑的世界？ChatGPT崛起下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新特征

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发展新的里程碑,在语言表达、自我强化等方面表现突出,展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前景,在多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将会可预期地改变国家安全态势。在意识形态安全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恶意运用使渗透方式更加多元,渗透效能更加显著。在国际舆论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使用将进一步使舆论场复杂化。在国家实力发展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继续拉大国家实力差距,国内公共权力与权威进一步分散。在军事安全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战场信息收集和战场指挥,国家之间的认知战对抗能力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法律规范层面,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主体不明晰,现有法律法规难以约束基于该技术开展的犯罪行为。在社会稳定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冲击劳动力市场,重塑人才发展模式。面对新技术冲击下急剧变化的新安全态势,应建立更多元协同的创新和应用体系,在国际上共享发展成果,完善法律体系,推动该技术服务于国家利益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人工智能与政治安全形态演变：一项系统研究的尝试

在人工智能时代,政治安全的内涵正在被不断深化和持续拓展,各国面临的政治安全风险也愈发复杂.根据系统科学理论,政治安全可以构建为一种政治安全系统,包含正反要素、四大结构面与动态稳定的功能.人工智能在经历从游离到输入的时序过程后,作为一种新的要素与政治安全系统发生互动.人工智能与政治安全的互动遵循\"技术—应用—风险—系统\"的逻辑过程,并实现对系统内其他要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全面且深刻,使得人工智能开始大面积嵌入政治安全系统,重构了政治安全结构.政治安全正在面临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更复杂的风险形态,包括权力安全、制度安全与价值安全在内的政治安全内部生态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推动整个政治安全形态经历深刻的变革.     

深度伪造与国家安全：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

深度伪造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自2017年第一个深度伪造的作品出现,深度伪造正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有心者制作各种深度伪造作品的门槛大大降低,导致互联网和各种社交媒体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深度伪造作品。深度伪造技术既有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也有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与挑战的负面作用。它不仅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让国际社会本就存在的“信任赤字”更为恶化,而且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国民安全等领域制造了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国际经济犯罪团伙利用深度伪造对中国企业和民众进行诈骗活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频频利用深度伪造的作品,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发难;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国际上的各种势力更是利用深度伪造争取中国的民意,造成部分民众认知的错乱;等等。要治理深度伪造所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就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架构下完善针对深度伪造的综合治理体系,同时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数字时代人类安全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安全学视域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建构的初步尝试

国家安全学的创建为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提供了整合与成长的契机。人工智能技术并非基于安全目的而诞生,却因其核心功能可以与既有安全体系内的诸多环节建立深度链接,从而获得了内在的安全属性。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学存在深度耦合关系,国家安全学研究框架能够为人工智能安全议题网络的建构提供基础条件。人工智能本身蕴含的“双重时空意义”与国家安全学框架内特点各异的安全领域形成复杂互动,能够在学科框架中建立以“中心—外围”结构为基本特征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议题网络。国家安全研究的六个领域同时兼容人工智能的双重身份：在研究视角更加宏观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将以系统性要素的身份创建广泛的新议题,并成为网络的中心节点;在安全内涵相对具体的网络安全、核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人工智能则成为重要的赋能主体,塑造了网络的半中心区域。其余十个国家安全领域与人工智能的链接相对松散,人工智能分别以博弈客体、功能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的身份发挥次要作用,从而构成议题网络的外围区域。议题网络的创建有助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迈入学科化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