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与东北亚地区安全

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是现代国家安全决策、协调和咨询的最核心机构。从理论上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关系到国家安全战略的每个环节,可以结合外交政策分析的不同视角,同时又具有比较政治研究的重大意义。从实践上来看,美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上主要大国都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国家安全领导体系,而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从2013年开始也相继进行了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革,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常设机构。尽管从人员构成、战略目标、运行模式等方面来看,三国变革后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还有差异,但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变化对东北亚局势还是造成了深远影响。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架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同时,各国国内安全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新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主要涉及领域。东北亚地区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改革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安全转化和重构的一部分,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建设要从理论上探讨如何规避其中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小集团思维因素,在理念上要与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上要充分考虑其长期性、复杂性,并为体制变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探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对于丰富国家安全学科思想内涵、完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整体性、综合性的实用型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古代安全思想史研究提供补充,也有助于为国家现实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影响西周国家安全的要素涵盖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对这几方面的认识基础之上,西周形成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思想包括“崇拜天神、祭祀祖先”,“礼以定序、乐以观和”;军事安全思想包括“以礼制戎、除恶务尽”,“统筹全局、重点部署”;社会安全思想包括“神道设教、伦常为纲”,“阴阳和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国家安全思想系统,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美国政府采购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及其启示

政府采购不仅是财政管理手段, 也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有效工具。更为重要的是 政府采购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一方面作为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的工具, 政府采购可以发挥保护 国内民族产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政府采购透明化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 涉及有效保护政府信息安全的问题。所以政府采购必须考虑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安全问题。 但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制度对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缺乏 有效的保护机制。美国政府采购拥有完善的国家安全保护机制, 其经验对我国完善政府采购制度 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的支撑,国家安全学学科就犹如沙滩上的知识大厦,毫无根基可言。深刻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内涵,以国家安全问题为导向,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可使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国家安全极限等内容形成严密的逻辑整体。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以国家安全问题为逻辑起点和主线,国家安全问题构成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过程”和实现国家安全的“结果”的前提和保障。在“过程”中,国家安全问题通过国家安全认知、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能力、国家安全行为等要素的组合及其应用,得到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极限作为国家安全目标实现的“结果”,意味着国家安全是一种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追求绝对安全必然导致安全困境,最终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追求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极限应有之义。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来构建其理论范式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     

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中美军事安全体制比较及启示

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正在或将会遇到诸多制约军事安全的问题,建立科学、统一、高效的安全体制有助于维护国家安全。作者通过分析比较中美两国军事安全体制变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安全决策体制、军事安全执行体制和军事安全监督反馈体制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结论:美国是当今安全体制比较完善、作战效能最高的国家,美国的安全体制变革与其实力和对外战略的变化有关,更强调均衡性和实效性,体现在国家安全战略周详、咨询机构完善、情报系统发达、军队建设协调发展、作战指挥灵敏高效,监督反馈制度相对健全。中国的安全体制变革则与国内政治发展相关,领导体制的变化直接导致军事体制的变化,均衡性和实战性不强,体现在缺乏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能够直接参与决策的智库机构数量较少、情报机构缺乏统一领导、陆军规模过大、海空军发展不足、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不健全、监督反馈机制不完善。未来中国可在上述方面的改革中借鉴美国的经验。     

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逻辑、历史演变与实践路径

正确认识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与体系结构,是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开展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西方政治思想中“社会产生国家”与“国家决定社会”两种较为主流的理论观点,都明确了国家对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决定国家出发,强调国家维护安全的外部职能与社会管理的内部职能,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呈现嵌入性、同构性与层次性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巩固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后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为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应当遵循国家安全中央事权与社会稳定地方事权的治理事权逻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分治理结构下国家、政府、社会治理层级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国家安全风险与社会稳定风险的风险治理逻辑,以更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美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网络安全审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涵盖的层面和内容十分广泛,既涉及技术,也涉及立法和管理等问题。美国拥有较为成熟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在国家立法层面,有完善的网络安全审查相关法律法规;在管理层面,有网络安全审查机构以及一整套的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审查手段、信息通信技术供应链审查等防线,以重点保障国家网络安全。美国之所以成为信息强国,离不开其网络安全保障、信息通信技术自主可控和管理体制的健全,其中一个重要制度便是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既控制了产业,又影响了世界,极具借鉴意义。目前,中国是网络大国,但还不是网络强国,大量外国信息技术产品已经深度渗透至中国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网络安全保障、信息通信技术自主可控和网络安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挑战。要想保障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网络安全审查必然要成为国家安全审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尤其是信息技术通信产品、服务、系统以及相关投资领域开展是否危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的审查,并建立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     

海洋保护区制度与中国海洋安全利益关系辨析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形势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转变，如美国、越南等国家均因该案而对其原有立场进行了调整。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远洋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发展利益已经突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近海区域，不断向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延伸，例如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执行协定》谈判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活动等，因而海洋安全利益的范围亦相应随之拓展。在全球现代海洋安全问题的范畴之内，“新安全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当前海洋安全形势下的需求具有极强针对性。而在海洋法规则中，海洋保护区制度无论在特征、目标还是功能方面，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该制度适用与否的问题，对中国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海洋划分为多块不同性质的海域，导致该项制度在不同位置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同样有所区别，所以即便决定选择适用时,亦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应当始终坚持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灵活运用。     

On Value Security and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nature determines the universality of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ity determines the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of values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 of security problems among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In a narrow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value concepts of a state, region, or a nation, social class are not under threat from the external adversaries, which is called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In a broad sense, value security refers to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system of realistic value security and that of conceptual value security. National value security encompasses both value security in a nation-state and security of national values, in which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the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prevailing value in a nation-state, and the l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al value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ssue of value system is a meta-theoretical one and the security of conceptual value system is part of cultural security, value secur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dditionally, value security embodies the security of value pursuits and value criteria in different spheres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refore, it is also an indispensable and flexible support to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Non-Traditional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ith “mutual trust, mutual benefit, equality, and coordination” at its core, dealt mainly with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in external security. However, it did not touch upon internal security or other traditional 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a broader sense. Therefore it is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nd a low form of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When reviewing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esides exter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hina has stuck to a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In comparison, taking “the people’s security as its aim,”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ONSO) embodies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attaches importance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t is, therefore, an advance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Though incorporating rich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e ONSO deals with various 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as well. The ONSO is non-traditional in that it handles and highlights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holistic because it pays dual attention to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t is advanced as it incorporates both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by means of non-traditional thinking.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A Study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security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ut forward clear strategic requirements “to impro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taken as its general goal “to institute a centralized, unifi ed, effi cient and authoritativ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gives full expression to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a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work of national security.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refers to the sum total of the specifi c institutions and codes of conduct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is aimed at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ensure that China is a secure state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remain so.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state security organs,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human resourc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the power-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and legal guarantees a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race its development by studying its history. Besides, we must be fully aware that such problems as insufficient research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unclear division of the funct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lack of strength in the building of state security organs, and a la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inhibit the full functionality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If these problems are not solved in a timely manner, China will have diffi culty resolving the various challenges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re: to defi ne in a scientifi c and rational style the func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t the present stage, give full rein to the powe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forge a high-quality national security force.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四十年: 回眸与展望

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10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融合 ——以国家安全教育立法及其实施为例

美国出台《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取得了重要成果,而这一法制化的进程却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方告一段落,历时四十余年。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伴随,其间突破了联邦政府不得干预教育的立法困境,体现了立法者国家安全观念的重要转变,最终推动实现了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制度融合。依据该法开创的“国家安全教育计划”是美国落实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数据分析观察该计划的发展实际和实施成效,发现当宏观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举措时,虽然两端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但是政策与行动之间的传导脱节和错位在所难免。该计划诞生至今,持续开展近三十年,为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较明显的局限性,可以为中国做好新形势下高等教育范畴内的国家安全教育提供借鉴与反思。